──王寅访谈录
张桃洲
2005年4月19日，广州
受访者：王 寅
采访者：杨 子
杨：你的诗歌里面，我看到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绘画的，一个是超现实主义。
王：我没觉得。我所有的诗都是写实的，我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没有太多变形、扭曲的东西，都是很实在的。意象上也是很实在的。
杨：惠特曼的那种情感是外化的，你的那种情感似乎更加内在？
王：我比较内向，表达的时候就会比较含蓄一点。这是我的一个致命伤，我永远也达不到像惠特曼、聂鲁达这么奔放，这么舒展，这是一个人的气质所决定的。我读书的时候，也尝试过写长诗，模仿他们，事实上没有这个气质就做不到，后来就放弃了。恰恰是这些人你无法企及，他们的高度永远在那边，他们永远在你头上，永远在你的前面，你朝那边走也没有用，你永远不会做到像他们那样。反而是那些气质跟我比较接近的诗人，很容易让我不用再去看了。往往是那些你反复去看的人，才恰恰是最重要的人，值得你一直去学习。
杨：对你来说，哪些诗人是可以不用看的？
王：太多了。我只能说我要看的，像惠特曼、聂鲁达、里尔克……真正可以反复看的诗人并不是很多。
杨：你对音乐性的追求呢？你的诗歌一直歌唱性很强。
王：越来越敏感吧。写的时候会比较注意。我的诗很少修改，我前一阵找我以前的手稿，看到90年代初期的诗，里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怎么写一首诗的，怎么去修改，怎么去定稿，很有趣。一首诗形成在纸上的过程非常简短，非常快。
杨：像有些人一样要打腹稿吗？
王：也有。但是有时候不太可能打，来得很快，可能第一句诗就让后面的句子都出来了。其实这个腹稿一直在打，只是某一天这个龙头开了，某一句诗，或某一个意象把打了很久的腹稿都一起倒出来了。
杨：大学的时候，花在诗歌上的心思很多吧？
王：非常非常多。除了吃饭、睡觉，看书也是跟诗歌和文学有关，不做其他事情。
杨：以别人的诗歌作为你诗歌起点的时候多不多？
王：应该讲当时第一次接触一个很好的诗人，肯定会有很多很多感觉，会让你感觉到新的可能性。比如，看到埃利蒂斯，你就会发现，原来诗可以这样写。当时觉得世界上居然有那么多的好诗人，隔三五天就会发现一个特别好的诗人，而且都写得不错，其实是蛮开心的。当然现在花在诗歌上的时间不多了，也发现不了那么多好的诗人了，另外自己也挑剔了，不会像以前那么兴奋，那么容易激动了。而且我现在去看当年自己写的诗，模仿痕迹还是很重的，甚至可以看出来，当时这首诗是看了哪一个诗人的诗之后的模仿。
杨：都模仿过谁呢？
王：印象比较深的是那时候模仿罗伯特.勃莱和詹姆斯.赖特。那些诗是王佐良翻译的，发在《外国文学》上，当时非常非常喜欢，而且它是以中国古典诗作为题材，等于把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甚至已经烂掉的东西又焕发出生机。我觉得，一个诗人他是大师还是小诗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不能给我带来什么东西。当时非常非常喜欢，还把他们的原诗找来看。《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那首诗的标题也和他们的诗有关，他们诗歌的标题都非常长，就是一个很长的陈述句。
杨：翻译家对你有影响吗？
王：那就很多了。巫宁坤翻译的迪伦.托马斯、袁可嘉翻译的叶芝、汤永宽翻译的艾略特，还有王佐良翻译的很多英美当代诗人。王佐良我一度非常着迷，他翻译过一本彭斯的诗选，我也买来看，他还写了很多介绍英国散文的文章，他本人的文字也非常好，洗练、有节奏，他出的书我基本都买了。
杨：袁可嘉主编的那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是我们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出的，对很多人影响非常大。
王：那套是看得最多的书，当时先出了第一、二册，如获至宝，赶快买看，后来出了三、四册，吸引力就不如第一、二册。
杨：你看洛尔迦还要早？我最早看到就是在那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里面。
王：对，我在大学图书馆借到五十年代出的洛尔迦的好几本诗集，惊为天人。有洛尔迦译诗的《戴望舒译诗集》是83年才出的。当时还有一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海明威研究》对我们的影响也非常大，那书不是很厚，但是那里面的写作观、理论，包括人生观的影响可以说巨大。比如，“一个认真的作家只有同他知道的优秀的死人比高低”、“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不愉快的童年”等等。
杨：最早对你的诗歌写作有刺激的小说是哪些？
王：有很多。当时小说也看得很多，那时候小说不分流派，都看。小说家对我的影响要超过诗人。他们对题材的把握，包括很多很多实验性的东西，比如说罗布－格里耶、克洛德?西蒙，他们的一些东西写得比诗人还好。还有格拉斯、卡内蒂、略萨、科塔萨尔都非常好。每个国家都有一两个人会让你非常着迷。这些人如果写诗的话，一定也是非常厉害的。
杨：卡夫卡对你有没有影响？
王：卡夫卡影响非常大。但是，一开始卡夫卡我看不懂，读大学的时候，他的小说集全都看过。后来，忽然有一天就看懂了，他可能比他们所有人都要厉害。
杨：你们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老师开过现代派文学课？
王：没有。我们那时候老师都很差，他们上外国文学课，自己都不懂外文，讲的都是浪漫派、现实主义，这些东西我都可以给他们上课。浪漫派、现实主义我在中学的时候已经烂熟于心了。我的中学是个重点中学，有很多好书，中学的图书馆分两部分，新书是开放的，“文革”前、解放前的老书都堆在一个很旧的屋子里，管这个屋子的老头是个右派，跟我特别好，就跟我说：你来看吧。我经常去，在里面翻来找去，搞得满身尘土，挑一本回去，很快看完，看完就抄。包括拜伦、普希金的诗，巴尔扎克的很多书，那是77年以前看到的。所以到大学的时候，这些功课其实我已经修完了，像雪莱的诗，我在初中时就已经看过了，《密茨凯维支诗选》和《塔杜施先生》也是那时候就看过了，现在想想也有点不可思议。
杨：那时迷不迷这些？
王：很迷啊。还有些诗人名字都忘了，但当时觉得非常过瘾。
杨：你的写作没有一个浪漫主义阶段吧？
王：有，中学的时候，包括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那些诗很唯美，意象特别陈腐，现在看来特别甜腻。但这个过程好像也不持久，很快就过了。
杨：在你的诗歌中，你所说的那种语感、节奏感和音乐性，好像已经成为秉性中的东西了。
王：我觉得这是天生的。有的诗人很努力地写，但你一看就知道是没有语感的，或者遣词造句是有缺陷的，这些可以后天训练，但是不可能彻底改变。有的人说话就特别流畅、特别好听，这就是天生的，写诗也是一样。我有这方面的能力，但就是没有那种去写长诗、写史诗的能力。老天也是公平的吧。
杨：就是说在写作中也存在流畅与口吃的分别。
王：是。这没有办法。我比较幸运，老天爷给了我这部分的天赋。诗歌是可以训练的，比如很多技法上的东西，包括隐喻、通感，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但是一个诗人根本的东西，他的感觉、遣词造句的独特性就没有办法。
杨：你觉得具有这种不可复制性的当代诗人多不多？
王：很多，但是体现在不同方面。比如，有人对题材的把握特别灵，有的人抒情性特别强，比如柏桦，他在这方面有超过别人的能力，这就是他的幸运。
杨：这些年，很多人在诗歌的技术上下了很多工夫，呈现出来的是复杂的写作，甚至是一种炫技的写作，你在这方面好像没有作过多的努力。
王：说实话，这样的做法我是瞧不起的，因为我觉得诗歌更多还是一种内在的、生命的东西，没有这些，再漂亮又有什么用？ 90年代以后，我写那些诗，感触就更深，诗里面有没有东西，是不是有血有肉，或者是否真的把心思放进去了，一看就看得出来。技巧跟内容是紧密相关的，只有内容才能带来技巧上的突破或改变。现在很多诗人的诗写得太完美了，技巧上无可挑剔，却没有内容。这样的诗，写它干什么呢？而且人到一定的年龄，还在乎这种东西，还这么对待自己，我觉得很划不来。我们的时间也不会太多，一个人真正能够写作的时间能有多久？没必要把大把时间花在这种不值得的事情上。
杨：但是，你难道不会在技术上追求一些变化吗？
王：这个其实我是很注意的。特别是80年代的诗歌，我一直强迫自己求变，但回过头去看，事实上效果非常微小，哪怕我自己在题材上、写法上、强度上、表述的声音上都做了努力，但万变不离其宗，根本的东西没有改变，比如你的生活状态、你的心情、你的阅历都没有改变，这种变化还是很徒劳的。
杨：这样时间长了，写得多了，会不会有一种单调的危险？
王：我现在不担心，我的人生经历在变化，而且还会有很多戏剧性的变化，如果我自己有感悟，而且也想表达的话，肯定会反映到诗里。这是不用着急的，如果没有的话，再怎么费劲也没有用。我现在心态很平，如果说我不写诗了，写不出了，也没有什么，只要觉得自己能给自己一个交代就行了。
杨：你已经写出了很多优秀的篇章，能不能这样说，作为一个诗人的王寅已经完成了？
王：不能这么说。说不定还能写出好诗呢，不知道。
杨：你的诗歌里面几乎从来不出现具体的人、事、场景，也没有很具体的时代背景，甚至没有一个城市的具体背景，为什么？
王：可能是因为我叙事能力比较弱，我也写过小说，但不成功。我对这种具体的东西不太感兴趣。
杨：是不是在美学上有自己的看法？
王：写诗只是写一首诗，更多是一个情绪的表达，而不是说要完整地对某一个地点、某一个事件进行描述，其实我觉得这里面的意象都是可以互换的，都是不重要的，比如说诗里面的 “秋天”也可以换成“春天”，某一物可以用另一物来代替，不影响对诗歌情绪的表达。
杨：这好像蛮有趣的。
王：对，我自己也感觉到了。
杨：这样会不会有一种游戏性在里面？
王：也不能说游戏性吧。
杨：肯定不能任意置换。
王：我说的任意置换可能是绝对了，但从理论上是可以的，而且不影响阅读效果。我诗里面的地名都非常抽象，我经常会说“城市”，不会说“广州”、“上海”。
杨：你是说那样是不可能的吗？
王：是可能的，只是没有注意而已，也不是有意为之。包括时间、季节的表达也是一样，特别抽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这样写比较方便。
杨：你会不会担心这种惯性的力量？
王：不担心。其实我的写作完全跟情绪有关，有情绪就写，没有情绪就不写。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三四年不去考虑这些问题，等到你有感觉的时候，写出来可能会跟以前很不一样。我在90年代初期写的诗，跟以前就非常非常不同，这不是刻意为之，完全是我的生活状态只能写这样的诗，而且迫切地想写。那时每天要写好几首，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完全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写得很多很快，而且我自己觉得那些诗质量比较整齐。但是过了那个阶段，就再也拉不回来了，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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