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代
申 维
(一)
导演丁二参加完荷兰鹿特丹的电影节,勿勿忙忙地赶回老家扬州。他母亲去世了。他的电影《纸》获得了本届电影节的评委会奖,可是,这种喜悦还没有让他兴奋太久,他就收到哥哥从扬州发来的急电,他母亲因心脏病突发走啦。他本想把这个奖献给他母亲,可是,他母亲走了,走的很勿忙,赶去会他的父亲。他父亲在他13岁那年走的,以至他不太能记得父亲的模样。
在他母亲的追悼会上,他并不显出特别的悲伤,或者说,他没有让我们看出他的特别的悲伤。我想,这可能与他多年在外闯荡有关。艰苦环境磨练了他的坚毅的性格,使他具有一种铁石的心肠。他已经不那么轻易地在外人面前流露自己的感情了。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那样的节制,有板有眼,仿佛是早就设计好了的,像是他导演的电影中的一幕。
追悼会上,他碰见了他阔别多年的妻子小米。那天,小米穿着黑色的衣裳,脸上还蒙了黑纱。她的装束和哀悼的气氛相融洽,看上去哀哀怜怜,楚楚动人。他就觉得到了该彻底解决的时候,应该结束夫妻之间这种不人道的行为。所以,追悼会结束后,他正式向小米提出离婚,并说这是对双方负责任。小米站在火化场的台阶上,用手轻撩起面纱,表情冷漠,当场就答应,然后头也不回地上了一辆红色的出租车。
许多年前,他还是扬州市图书馆的一个小管理员。他站在图书馆的台阶上,像现在的样子向小米求爱。那天,小米穿了一件米红色的连衣裙,脸上蒙了一块白色的面纱。她也是这样撩起面纱,不过,那时的表情要比现在生动。那时的小米是跨上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逐渐消失于他的视野。
他觉得这一切就像一块硬币的两个面。
他在蜀岗公墓买了一方墓穴,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处。“人生只合扬州老,禅智山光好墓田。”他们分离太久了。他在墓碑上刻上了他和女儿丁小兰的名字。从前,他对女儿的关爱由他母亲承担。他在外期间,他母亲每月拿出400元工资补贴孙女,而现在,他得考虑怎样独自来承担母亲留下的这一块。他觉得自己欠母亲和女儿的确实太多。
当然,他也欠小米的,不过,法院在判决时会对此作做出一定的补偿。他对小米的内疚由于双方长期的冷漠而显得并不重要。譬如,所有的朋友打电话找他,小米只回答三个字,“不知道,”然后就搁了电话。这无形之中损害了他的形象。
他回了一趟从前的住处——新生街五号。现在,这是一家卖水果的超市。他怎么也不能把这个水果超市与他记忆中的家联系在一道。他记得从前的新生街是扬州最繁华的一条街,青石板路面,沿街全是店铺。解放前,新生街五号是盐商的住宅,几进几出的大四合院,高高的门楼,齐膝高的石头门槛,拴马桩,石狮子,还有黑铁皮包裹的大门。门口有一口井,井壁上刻下深深的凹痕。院子的天井铺着大理石,两旁边摆满蜂窝煤和脚踏车。院子里拥挤着的十几家房客。
现在,他伫立故居前,只能用恍若隔世来形容。
小时候,他不爱讲话,很少发出声音,沉默着,好像他根本就不存在似的。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坐在石头门槛上看街上的行人。因为他太不显著,所以,新生街很少有人认识他。现在,只有北柳巷一个剃头匠认识他。从前,这个剃头匠每天在新生街、埂子街、参府街、南柳巷之间转,手里拎一只小木头箱。箱子里摆着剃头刀,肥皂,毛巾,梳子和小镜子。那时候,小孩子都怕剃头匠,怕刀子把头皮割破,所以,小孩子只要一见到剃头匠就四处逃避,而这时候,各家的大人就开始抓小孩子,抓住就送来剃头。
他是这群逃避的孩子中跑的最凶的。剃头匠说,丁二的耳朵特别大,长着一对招风耳。剃头时,剃头匠喜欢用刀子碰一碰他的小耳朵边子。这时,他就吓得闭紧眼睛,牙齿颤抖得咯咯地响。剃头匠对他母亲说,你家这孩子胆小,长大了干不成事,但是,可以跟着我学剃头。
他没法想象他挑着副剃头挑子是一副什么模样。
新生街是一条东西向的街。他走在街上,已经没有人能认出他来。那些旧日的景象突破眼前的格局凸现出来,模糊而又真切:绿扬旅社,糖果店,刻字社,校场浴室,煤球铺……他经过一家修钢笔的铺子,修笔人坐在门口,满头白发,眼睛夹着一块奇怪的镜片,工具架上摆着各式各样的钢笔。他看到了多年前完全相似的一幕,仿佛时间停止。他一打听才知道,从前的修笔人已经过世,现在的修笔人是从前修笔人的儿子。子承父业。父子俩的长相像是一个模子铸的。
青石板的凉气爽爽地印了上来,印在足板底上,感觉亲切而又熟悉,仿佛是二十年前,他光着脚板“叭嗒、叭嗒”地裸奔在石板路上。多少年来,他似乎就这样光着脚板跑了过来,一直跑到眼前。上学的路上,石板上积了雨后的渍水。他脱了鞋袜,趟水,那凉爽爽的感觉,现在也体会到了。
他想起娟子。娟子住在他家斜对门。娟子穿着花格子衬衫,一条宽松到膝盖的短裤。她坐在齿轮车上,两只脚板控制着车笼头。他就在后边推,低伏着,手掌搭在娟子的双肩,软软的。他光着脚板,跑在齿轮车后边,脚板底拍打着青石板。娟子回过头来,甜甜的一笑。小辫子甩来甩去。小巷里回荡着他们清脆、悦耳的笑声。
娟子的父亲是个高度近视眼,戴着副眼镜,镜片一圈一圈的,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后来他拍电影时,看到摄影机的镜头,就会想起娟子父亲的眼镜。新生街的人喊娟子的父亲叫大嘘子。大嘘子修脚踏车,手艺很好,当时,隔壁邮电局的车子全由大嘘子修。
娟子长得很漂亮,一条街的孩子都愿意和她在一块玩。娟子夏天通常躺在竹椅上,他和一群孩子围在她的周围。每天吃过晚饭,他就跑到娟子家。通常是在门口学两声猫叫,然后,眼睛套在门缝往里边瞧。娟子一家四口人正坐在灯下吃晚饭。这时候,娟子就会说,哪来的猫?然后走过来给他开门。
有一回,他在门口学猫叫,可是,屋子里竟然没有动静。他就套着门缝往里瞧,他看见娟子正在堂屋里洗澡。娟子站在澡盆里,面对着他,脸上还在笑。他吓坏了,猖狂跑回家,从此他再也不敢往娟子家跑。他后来碰见娟子总是躲得远远的,像是干了一件坏事。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女人的裸体。
新生街头上,有一个小院子,院墙是用小树枝圈起来的,里边住着一个捡荒的老人。上学时,他经常看见这个老人在院子里叠纸。他从没有走进这个院子,而是伏在院子的篱笆外往里窥视。现在,这儿已经是一家发廊。门口站着一群花哩胡哨的浙江女人。
新生街的老住家们都记得26年前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早上,丁二和哥哥坐在台阶上等父亲买菜回来。因为父亲回家时,总要给他和哥哥一人捎一根油条。他们等了很长时间,太阳已经照在北街的店铺,还没有看见父亲的影子,也没有看见菜篮子里的两根油条。他和哥哥失望了,这是父亲唯一的一次违约。
从那天早上,他就再也没有见到父亲。一天黄昏,从古运河里漂浮上来一具尸体。他和街坊们跑到渡江桥上看死人。桥上挤满了人,人山人海。他从人缝里挤到桥栏边上。他从桥上望下去,看见一团乌乌的东西伏在水面上,看不见脸。他觉得那个死人的身体像一个庞然大物,很不真实。后来,尸体被撑船人用竹杆打捞上岸。有人告诉他,那人是他父亲。他没有敢再看那人,而是独自跑到后街的一块空地里,伤心地哭了起来。他蹲在墙角,一直哭到天黑。
他母亲在新华书店当会计。文化局搞“一打三反”运动,把他母亲抽到红旗电影院查账。他母亲早上上班时,把他往电影院里一扔,晚上下班时,再把他从电影院里领出来。所以,那时候,他每天8小时都在电影院里度过。
其实,他看的都是一些重复放的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现在,他都能记得影片的情节,对话,动作和表情……。他重复看着这些影片,看得津津有味,从不厌倦。他对布幕上的画面,透明的胶片,光,黑白两色构造起的另一个世界充满好奇。
同一时期,60年代出生的那一拨人,王小帅也坐在电影院里,不过,他是逃票进的电影院。他有时翻墙头,有时从大人的两腿间钻进去。连云港的张元坐在港口的货包上,俯瞰码头上的露天电影。四川巫山县的章明爬在一棵树上,看着百米开外的一块小电影布幕,激动得流口水。娄晔得花上一角钱,才能走进苏州河畔的电影院。管虎在北京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蛰在墙角,瞪大眼睛望着投射在墙壁上的巴掌大的电影,望着剪接工手中的剪刀,还有剪下来的一节一节的废胶片……
第六代电影人最初接触电影,全是黑白片,同样,他们的处女作也都是黑白片。他们仿佛是在集体追忆自己的童年,或者说,实现着一种对童话世界的庄严的许诺。
除了对电影感兴趣,丁二就喜欢电影院门口贴的海报。他经常呆在小阁楼上,看一个驼背画师画海报。很快,他得到了驼背的信任。驼背画完海报后,允许他拿画笔在纸上随便画。画门口的宣传画时,驼背爬到竹梯子上,仰着脸,脖子和身体勾成弓形。他站在板凳上,给驼背递画笔、纸、颜料桶。那会儿,他觉得很风光,很自豪,觉得一幅幅色彩鲜艳的宣传画是他和驼背共同的创造。他们画宣传画时,总有一群人围在四周,看驼背如何一笔一画的绘出一幅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最先知道马上要放什么电影。驼背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对丁二母亲说,你家孩子是个画画的料,你应该送他去学画。这样,他母亲就把他送到文化宫学画画。
他最初的理想并不是拍电影,而是能给电影院画海报。
在文化宫学画时,他结交了一帮画画的朋友。他们后来形成一个小圈子,像一个文化沙龙。他们经常骑车去乡下写生,或者找模特儿。本事大一点的能找到女孩子当模特,有的女模特后来就成了他们的妻子。当时模特的收费是每小时5毛钱。他不是有本事的,又没钱,只能另外想办法。他经常去的地方是车站。因为车站的模特便宜。那时候经常有县城的人乘不上车,就在车站的长椅子上躺一夜。有人发现丁二画他们,就说,不能画,我们付不起钱。他说,我画你们不仅不收你们钱,而且还要给你们钱。那些人就觉得很奇怪,说,你可不能骗人,只要不收钱,随便怎么画都行。
“第六代”绝大多数是画画的出身,而且多数是画油画的。譬如,章明,王小帅,管虎,张元等。他们在电影画面的处理上,是中国任何一代电影人都没法比的。
丁二高中毕业后,分在荣光电池厂当工人。当时电池厂的工作环境极端恶劣,空气中飘舞着细微的粉状煤屑。一天活干下来,人的脸就像一个非洲黑人的脸,只露出两只通红的眼睛和雪白的牙齿。据说电池厂的工人都活不过五十岁。他怕的要命,见人就问,你们看我今天的脸色怎样?我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死的最早的画家吗?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开始了和电影的第一次亲密的接触。88年,有一个电影摄制组来扬州。他们拍摄根据小说《好逑传》改编的电影《侠义风月传》。这部电影由两家单位合拍,有两个导演。片子拍到一半,两个导演因意见不合,分成两派。他们因为某个镜头,或人物的某个动作而争吵不休,最后,双方挥舞着用来做道具的刀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形势有一触接发的危险。结果,一派人马撤回了。这时,摄制组就缺美工。恰好他有一个亲戚在电视台工作,与这个摄制组有交道,就推荐他来当美工。
他刚来时,紧张的像一只兔子。摄制组有第五代导演赫国强,影星丛珊,陈述等。这些都是从前在电影上看到的人物,而现在活生生地立在他的眼前,和他在一张桌子上吃工作餐,坐在一条板凳上聊天。他除了担任美工,还负责保管道具和服装。女演员来找他换服装,也不回避,侧过身子就在他跟前换起来。那些日子,他像喝醉酒,晕头转向。
有一回,剧组从上海调来辆轿车送胶片。他坐在前排,导演坐在后排,一边一个女演员。车子开到半途中,后边的一个女演员伸手过来,把车内的反光镜扳向车顶。等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他发现后边的车座上中间位置很正常,可两边都潮湿了一大块。这件事让他想了很久。这就是电影?
摄制组里有个美工叫甘少诚。他们喊他老甘。这是一个影视圈内的传奇人物。他给老甘当助手。老甘是北京人,块头很大,留着长发,喜欢穿牛仔裤。他教他把皮鞋油涂在刀鞘上,涂在油纸伞上,这样,刀和伞就做旧了,像是一个老古董。老甘没有其它的爱好,就是爱喝酒。他喝过酒,喜欢把酒瓶子往窗外一扔,动作很潇洒。老甘说,他母亲要是看见他这个样子就会心疼。他母亲会把啤酒瓶子一个个收集起来卖钱。有一回,他新买了一条牛仔裤。结果老甘拿起剪刀三下五除二,把他的牛仔裤的线给拆了,裤筒子上抽出毛边。他见一条新裤子变得毛拉拉的,心里难过了半天。其实,这是当时牛仔裤最时髦的穿法。
老甘睡觉喜欢脱光,北方人都这样。从前,西园宾馆的小姐收拾房间从不敲门。有一回,恰好碰上老甘光屁股上卫生间。女服务员大叫一声,跑走了。从此。西园宾馆的服务员才养成进屋先敲门的习惯。老甘洗的衣服不喜欢晾在绳子上晒,而是往树上一摊。这个习惯是插队时养成的。
老甘说他们在学校时分成了两派:红派和黑派。红派是家庭出身好,工人家庭。黑派是干部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他们两派在学校时就武斗,后来插队在山沟子里还武斗,天天斗,最后没办法,只好把两派的人分开,分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知青回城,红派因为出身好,都走了,只剩他们这些黑派留了下来,没人管,没人问。冬天,天寒地冻。没有柴火取暖。他们只得十几个人挤在一个炕上。有一回下大雪,他们一连几天没东西吃,实在顶不住啦,只有昧着良心,晚上去老百姓家里偷鸡。他们把偷来的鸡,毛一拨,往雪水里一放,也没有着料,就这样烧,烧个七层熟,就狼吞虎咽地撕咬起来。他们过的是原始人的生活。黑派吃了大苦,相约将来一定要有出息。他们一个个发愤读书,多数都考上大学。现在,混得都不错。相反,红派却没什么特别长进的。老甘回京城后,分在仓库当保管员。他利用业余时间学画画……
很快,电影摄制组走了。他与电影第一次亲密的接触暂告一个段落。他又回到现实中,回到荣光电池厂扬起的尘灰中,回到他画画的小圈子中。现在,他真的觉得自己的世界太小。他母亲不忍心他在电池厂,怕他将来患肺病,就去找他父亲的同事。有的同事当上了局长。他们很同情她,就将他调到了市图书馆工作。
在图书馆,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在书架间走来走去,防止人偷书。当时,小米经常来看书。单位的同事就告诉他,说这个女的对他有好感。后来经同事介绍,他们就认识,恋爱,不久结婚,再不久就有了一个女儿。
他婚后的生活很平淡,与小米之间的关系也很正常。他们的不正常完全是因为他一念之间造成的。他的这个奇怪的念头产生在某天下班的时候。那天,他推着车子走在一群老头、老太中间。忽然,他在一个老者的脸上看见了自己。他惊诧万分,就觉得这就是明天的他。这些老头、老太在这儿工作了一辈子。他们的生活就是:从家里到图书馆,再从图书馆到家里,两点一线。一万个日子和一个日子有什么区别?永远是一种单调的重复。
他根据莱蒙托夫的诗《帆》画了一幅油画,并且把这幅画挂在卧室的墙上,这样,每天睡觉前,他就可以看着这幅画,提醒自己该做什么。
在淡蓝色的青雾蒙蒙的大海上
有一片孤帆在闪着白光
它去远方寻找什么?
它把什么遗弃在故乡?
风声急急,浪涛汹涌
桅杆弯着腰发出吱吱的喘息
啊,——它既不是寻找幸福
也不是把幸福逃避!
帆下,水流比蓝天清亮
帆上,一线金色的阳光
而叛逆的帆呼唤着风暴
仿佛在暴风雨中才有着安祥!
(一)(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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