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代
申 维

（三）

丁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我认识他时，他正在扬州拍《纸》，或许出于对电影这一行当的好奇，我就在扬州的竹西茶庄请摄制组全体品茗，结果使我大失所望。在我的想象中，电影摄制组是美女如云，才子佳人，生活放纵，风流浪漫。首先，剧组里并没有女的。唯一的女主角是一个空姐，要过些日子才能来。其次，他们只是一群学生，既不风流，也不倜傥，而且生活贫困，处事严谨。第三，我请他们喝工夫茶与请他们喝大碗茶是一样的效果。这也是我最心疼的地方。

他们似乎对扬州的小巷子特别有兴趣。我经常看见他们出没在扬州的小巷子里，扛着摄影机，把镜头对着广陵路赶早班的行人，对着淮海路上盖住路面的梧桐树，对着四合院里刷马桶的婆婆，对着早市做滋饭的和烤葱油饼的。那些烤葱油饼的把他们当着是电视台的了，拼命在摄影机前卖弄起娴熟的手艺。

他的镜头对着小巷墙头上的瓦楞草，对着“一人巷”两侧墙壁上的青苔，对着四合院里的桂花树，对着古运河和河岸背书包上学的孩子……他用他的镜头抒发着一种童年的情绪。当他的镜头对着小巷上空竹杆上晾起的女人的内裤和胸罩，这些东西就会颤动起来，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仿佛在向他叙述小巷里发生过的那些陈年往事。

市文化局的官员似乎对他的做法不以为然，说，那么美的瘦西湖公园不拍，开发区的高楼大厦不拍，竟拍什么小巷子？扬剧团有许多好演员不邀请，竟邀了一个从没演过戏的运河边上捡废纸的老头，可见导演的品味不高。

摄制组成员大部分来自北京电影学院，都是自愿来参加拍摄的学生，没有报酬，甚至还要自己贴上一部分。扬州的义勇军也有一小部分，多是他少年时的朋友，或者出于对电影满腔热情。摄制组里的杨大师是东关街头上开照相馆的。他一年到头不出门，就像他家养的一只老花猫一样，可是为了拍电影，就把照相馆给关了。

据我所知，电影《纸》是花钱最少的一部片子。他花了两万块钱去长影厂买了几十卷过期的胶片。演职人员全是义务奉献。他们打地铺，吃大锅饭和方便面。电影采用黑白片与彩色片混合拍摄。譬如，电影叙述部分采用黑白，而少年的白日梦却用彩色。作者试图告诉观众，梦中的世界比现实更丰富，更有色彩。

我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时，恰好北京电影学院与鲁院联合办了个影视编剧班。他刚从坝上归来看我。当时，他们中央电视台刚在坝上拍完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的记录片。我们当晚在学校的食堂吃了点简单的饭菜。影视班的同学听说第六代导演来了，都很兴奋，可是，见我如此待客，一个个骂我太小气。有人送来油剪蛋，有人送来干咸鱼。

晚上，我们去大教室观摩他带来的张元的《儿子》。当时，有一个小孩正在看动画片。有人就要赶小孩走，被他止住。他说，我们拍的电影还不是为了这些小孩吗？这样，满教室的人都一道陪着那小孩看完动画片才开始看《儿子》。这是一个关于一家两代人酗酒的故事。电影完全是纪录片的风格，男女主角全由当事人扮演。

那天，他穿着一双布鞋，很晚了，几个同学陪着他走到十里屯去赶乘长龙车。女同学们说，真想不到，导演竟然不打的。有人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是丁二。

在扬州，有一天，我接到一个传呼，说丁二约我去“浇油”。这个传呼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碰面才明白，原来是“郊游”，而不是“浇油”。电信台的小姐弄得清“浇油、浇水”，弄不清“郊游”。我说，你拍电影可以去迎合西方中产阶级情趣，但是发呼机应当考虑中国的国情。

我们郊游的目的地是长江边上的瓜州。他扛了杆汽枪，说他是神枪手，负责打鸟。我负责钓鱼。中午，再让他的朋友剁一斤猪肉。我们就吃飞禽、走兽和水产。这样水陆空就齐了。那天早晨下了一场雨，土路变得泥泞。我们把车子摆在大马路上，脱了鞋，拎在手上，往一个绿树环抱的小村庄走去。路的两旁是绿油油的水稻田。空气里有一股清新的气味。很远，我看见槐树底下有一个小人向我们用力挥动草帽。这个人套了一件黄背芯，一个花裤头，光着脚板，个头矮小，皮肤黝黑，一副娃娃脸，给人一种单纯的农村青年样子。

他是这样介绍的。他说，革命青年小戴，电影《纸》的赞助人。那个小戴谦虚地笑着，笑容中颇有几分得意和几分腼腆。小戴领我们参观他奶奶的住宅。这是三间旧式平房，要比一般的房子矮小，灰砖青瓦。墙角落里堆着几条席子，一堆空汽水瓶和方便面纸。小戴说，这就是丁导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他故地重游显得很兴奋，指着一口大铁锅说，摄制组的人喝水吃饭全赖着这口铁锅。他说屋子中间原来还拉了一根铁丝，用布帘子隔着，女的睡在东边，男的睡在西边。

我去小河溏里钓鱼。他和小戴去打鸟。那天早晨刚下了雨，河里涨水。因为下过雨，鱼不肯吃食。我挪了几个地方，也不见效果。钓了半天，只钓了一条两寸长的小鱼。远处的空气中，时常传来一、两声枪响，声音清脆，像是鞭子抽打着空气。晌午时，他和小戴笑嘻嘻地走来。他把手背在后边，问我钓了几斤鱼？我说就一条，我拎起两寸长的鱼给他看。他一怔，说，就这么一点，看来只得吃飞禽了。他从身后拿出了一只小麻雀，拎在半空中，咧开大嘴笑。

我们进小戴家时，小戴母亲，一个矮胖胖的女人，半个身子伏在一只木盆上，用力搓着衣服。她见了我们，站起来，把手上的肥皂沫甩进盆里。她看上去有点手足无措。小戴父亲正坐在院子里一张木凳上吸烟。这是个精瘦的矮个子，打着赤膊，上身晒成深棕色，看得清一根根肋骨。他只穿了一件蓝布裤头，看见我们进来，就站起来，往屋里走，只露出后背。他边走边骂：“二流子，不务正业……”

我们一怔，就止了步，像是迎头浇了盆冷水。他拉我到院子外边。小戴憋红了脸，眼里含着泪，说，你们走了，我就找他算账。丁二说，算什么账？他是你爸爸。我记得还有些方便面在你家。我们吃点方便面吧。小戴摊开手，说，不好意思。小戴进屋去拿方便面，骂声从院墙里钻出来……

我们向公路上走去。原来小戴在银行开车，因为帮他拍电影，把单位车开出来，免费为摄制组服务，结果把好好的工作弄丢了。摄制组刚来小戴家时，农村人好奇，礼节隆重，热情的让人不好意思，可是后来，小戴父母扒算盘一算，发现亏了，亏得一塌糊涂。

我们坐在一条大河边上，啃方便面。小戴问我能否帮他找一份工作，说如果他能找到工作，他父母对他的态度就会彻底改变的。我望着丁二，意思是这件事他得负责任。丁二说，《纸》马上要参加国外影展，如果获奖，他就在北京搞个电影工作室。小戴可以去开车。小戴听得眼睛放电，猛啃了两口方便面。

自从那次郊游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小戴，但是，我接到过他的几个电话。他总是问《纸》在国外是否拿了奖？我的答复总是让他失望。后来电话就少了，再后来，我就把小戴这个人给记忘掉了。有一天，我骑车在马路上，听见有人喊我。有一群修路工人在往马路上浇油，把沥青浇到碎石子上。其中一人，头和四肢全蒙在牛仔布里，只露出乌黑的眼珠。他把手中浇油的喷管交给另一个工人，跑到我跟前，说，我是小戴，《纸》获奖了吗？可以这么说，没有什么人比这个农村青年小戴更关心《纸》的获奖了。

99年秋天，我去北京参加图书发行会。我的长篇小说《狼狈不堪的生活》和《爱情乞丐》恰好上市。会间，我收到丁二的电话，他让我赶去参加他的《纸》首映式。我赶到住在“八一”厂附近的导演周伟的住处，首映式就在他那间著名的20平米房子里举行。许多年轻的电影同行都赶来。北京电影学院的美国访问学者安格斯也来了。放映前，安格斯还对丁二作了采访。

他领我出门买菜。我记得他站在一个熟肉铺子前犹豫了好一会儿，咽了咽口水，说，我们请大家吃面条吧，吃得太好，会影响对电影的欣赏，会影响气氛。当然，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借口。我想，更重要的是他没有钱请来宾奢侈地享用北京的醺烧肉。这就是他在北京的真实生活。

当然，导演的生活也并不是总这样灰色，譬如，他的韩国之行就有点儿浪漫。我们知道因为市报的节外生枝，他的离婚得拖上一、两个月。这期间，按规定他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呆在家里，随时听候法院的传唤。他有一个摩托罗拉的数字机，号码压在了法官的玻璃台板底下。在这中间，他花了一周的时间，悄悄去了趟韩国。

他是受到韩国釜山电影节组委的邀请。我们所以保密这件事，是因为小米和法院的同志知道这件事，他们会更加不信任丁二。你说你穷得叮叮当当响，怎么一会儿美国，一会儿韩国呢？他的双程车票及住宿全由电影节组委会承担，但是，这种事情解释起来总是很麻烦的。

他走的时候把传呼机放在我这儿，让我替他处理一些突发事件。一周后，他回来向我说了韩国之行的感受。他说，他乘的是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空姐给他的印象极差。因为前一天刚好是周末，空姐脸上的气色有一种纵欲过度的憔悴。他们机舱里的空调声音太响，空姐在舱内跑动，让乘客们很紧张，没有一种平稳的安全感。而韩国的空姐就不同，气色很好，说话温柔，给人一种东方女性健康的美。

电影节上，韩国最火的影片叫《美人》。影片的故事很简单：说了一个年轻的作家懈逅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两人天天作爱，后来，作家发现这个女子是黑社会老大的情人，就在沙滩上扼杀了这个女子。这部电影拍得像三级片似的，全是作爱的镜头，但是，画面极美，构图精巧。他们看完这部片了后，男女主角从幕后过来与观众见面，接受你的提问。这种感觉怪怪的。刚才还是女主角裸露着在你眼着作爱，现在，她衣冠楚楚，还略有些羞涩地站在你面前，与你交谈。余华，王朔，姜文也进去看了。余华很感触地说：“真了不得，他在欧洲，那些看三级片的全是老头老太，而在韩国，剧场里坐的满满的青年女学生。”

在电影节上，韩国有一家《纸》的杂志对他很感兴趣。因为他的参展影片也叫《纸》。《纸》杂志专门派一个小姐陪着他。他们的英文都不好，不太容易交流。有一回乘车，那女孩子给了他一块糖。他剥了皮就放进嘴里，可过一会儿，他又不得不吐出来，因为还有一道糖纸没剥。那女孩子笑得人仰马翻。

他告诉我，《美人》的女主角叫李宣妗。她的身体简直是完美的。他们已初步谈妥，他下一部片子《障碍》由这个韩国女主角来演。《障碍》是根据江苏作家韩东的小说改编。我也告诉他一个好消息，法院的调查结果对他有利，看来，不久要硬判。他说，夫妻之间闹到由别人来硬判已经没有意思了，最好是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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