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代
申 维

（二）

丁二和小米的离婚最终闹上了法庭，这本不是他们愿意见到的结果。其实，在这之前，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家庭财产归女方所有；男方一次性补偿女方青春损失费两万元；女儿归男方抚养，女方不承担任何生活费用……他们达协议时，许多女方的长辈以公证人的身份出现。他舅舅是后来才从很远的乡下赶来的。舅舅认为这个协议偏袒了女方，好像是说丁家没人。他说，他这么些年在外，是该在法律上做出让步的。

按理说不该再有什么矛盾，可是，这时市报的一篇报道使事情节外生枝。市报在头版醒目的位置报道了他的电影《纸》在鹿特丹获奖的情况，并作了不必要的渲染。他们以地方宣传部门惯用的摘桃子的口气报道此事。此事在市民中引起的反响是：丁二获奖意谓着拿了美元，发了，拍电影的也可以发家致富。

小米在法庭作了如下的陈述：我们的婚姻多少年来，处在欺骗之中。当初，他离开扬州时对我说，他去北京学画，将来当画家，把我和孩子接到京城生活，这样，将来对孩子的发展有好处。事实上，他并没有学画，而是拍电影。（小米拿出一叠电影杂志和报纸，在空中晃了晃。）根据我掌握的材料，他参加了电影《头发乱了》、《巫山云雨》、《小山还家》的拍摄，还有中央电视台对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图兰多》的拍摄。他拍了这么多的片子能没有钱？现在，说家庭财产归我所有，就是指家中的几件破桌子、破板凳吗？他对我说，他的艺术片电影《纸》虽然不挣钱，但是可以在国际上获奖，估计会获得导演奖。张元获导演奖得了五万美金，还得到法国文化部的赞助。（小米拿出扬州市报，晃晃。）现在，他的《纸》获奖了，是在我们夫妻末解除婚姻关系之前获奖的，那么，奖金应当算家庭共有财产。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吧……

法官询问他，小米说的是否属实？他说，属实。法官就问他获奖的金额是多少？他说，没有。这时，法官显得不太高兴，以长辈的口气说，年轻人，不要做出点成绩就骄傲。

小米的辩护人，一个似乎很懂电影的女孩子，详细地报出第六代获奖的奖项和奖金数额。什么张元的《妈妈》、《北京杂种》、《儿子》、《回家过年》、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娄晔的《周末情人》、《苏州河》等。这让丁二很吃惊。他没想到电影的奖金额比电影本身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

最后，小米建议法庭对他在北京的生活和电影获奖情况作一个系统全面的调查。法官们情感的天枰偏向了小米，可以说，小米的这番演说赢得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同情。他的人品受到了普遍的怀疑。他所取得的成绩只是表明：他对他年轻的妻子太吝啬。他陷入了迷茫……

89年夏天，他离开家时，对小米说了不仅仅是她在法庭上所提供的。他作了一个富有激情的演说。他说，银行信贷员高更就是这样告别妻子去巴黎学画，最终征服了巴黎；作家大仲马十五岁时扛一杆猎枪去的巴黎，最后也征服了这座城市。阿莫多瓦十六岁那年，离开家乡孤身一人前往马德里，心中只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到马德里去学习并拍摄电影。这说明什么？说明“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当初，甘少诚离开扬州时，曾留了一个他家的地址，是写在他和丁二的一张合影相片的背面。老甘还对他说，他想学画就去北京找他。他有许多画家朋友。他一直把这张珍贵的相片放在随身携带的皮夹子里。他按照这个地址找到了老甘家。老甘家在北京宣武区的一条小巷子里，是一座古旧、宁静的四合院。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正在院子里撘煤球。老太太是甘少诚的母亲。

他就把与老甘的合影给老太太瞧。老太太说，甘少诚去深圳了，但是，他两年前留了一封信在家里，说如果有一个扬州的朋友来找他，就把这封信交给他。老太太在抽屉里翻了半天，终于翻出一封信。老甘在信中让他拿这封信去解放军艺术学院找他的一个哥们。这哥们从前和他在一道插队，是生死之交。晚上，老太太特地给他做了两大碗杂和面。

许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甘少诚。自从在扬州分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面。有一次，他乘飞机去深圳，他旁边坐着一个在深圳搞装璜的。他就向那人打听老甘。那人说，他认识老甘。老甘在深圳搞雕塑，搞了个装璜公司，但是，现在公司倒闭了。老甘住在他的朋友那儿。他的朋友是开酒巴的。他问，老甘是不是还喜欢光屁股睡觉。那人说，正是，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他的这个习惯。而且还知道他喜欢把钱塞在棉花胎里，被子夹层里放的全是钱。他的钱从不存银行。

他们一直没见面，但是，有一种精神的东西沟通着。他经常在美术杂志上看见老甘的雕塑作品，总是与众不同，很有个性。有一天，一个电影圈内的朋友告诉他，老甘死了。原来老甘在香山附近搞了间工作室，有一次进城办事，因为急，他开的轿车超车，与迎面的一辆大货车相撞。据说，死的很惨，几乎成了一个肉饼。

他拿了老甘的信去军艺，并找到了老甘的哥们。那人就安排他在军艺旁听。他白天和军艺的同学一道上课，画画，晚上就睡在画室的工作台上。他必须每天早起，把睡觉的地方打扫干净。因为这个画室白天是教室。军艺享受国家补贴，生活标准不高，伙食费很低，所以，他的开销并不大。

军艺有一个模特叫董娜，大名鼎鼎。董娜是北京姑娘，身段很好，从前在中央美院当模特。有一回，美术馆搞画展，进门的位置就摆了一幅董娜的全裸画像。美院画画的都认出画得就是董娜。有人就叫董娜打官司，这就是中国首例侵犯肖像权的官司。董娜一下子轰动，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开始画董娜时，董娜还穿着衣服。他就说，不怎么样吗？等到半个月后，开始画人体，老师一声令下，董娜就脱光了。他呆了。他从末见过如此美丽的人体：细长的脖子，丰满的乳房，细腰，纤腿，光滑的皮肤……有时，董娜裸着身子走到他跟前，看他画的画，提一些她的看法，说，左边的乳房画小了，大腿内侧画的不够饱满，所有的这一切，那么的自然。这就是艺术。

我们从他的电影里可以看见两次特殊的女性人体的接触所留下的痕迹。第一次，他是在门缝里看见娟子洗澡。第二次，董娜裸着身子站在他跟前与他自由自在地交谈。后来，他接受了安东尼奥尼的“有节制的欲望”的艺术观念。安东尼奥尼在电影《云上的日子》中是这样表达他的观念：女主角裸体躺在床上，男主角轻轻地抚摸她，手掌沿着女主角身体的曲线滑动，掌心始终与女主角的身体保持一寸的距离，有一种“寸美”。同样，我们在他的电影中，也看不见渲泻的性，只能看见朦胧的性意识，像河边的雾一般流动着。

丁二电影的另一个特点，是沉默。沉默得叫人难以忍受。他电影中的主人公很少对白，只是用眼睛交流。那是一种朦胧不清，迷茫，惊惧的眼神，完全是他童年生活的翻版。他设法让你进入人物的内心，将你的视角引入深处，就像扬州城的一人巷，孤独，弯弯曲曲没有个尽头。

他在军艺学了一年油画，第二年，考上北京电影剧院学院摄影系。

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是抽象的立体雕塑：一根巨大的柱子插入两根交叉的柱子中间。这让他想了很久，这象征什么？王迪老师在课堂上说：“性是艺术永恒的主题，所有的电影故事都是在重复叙述着男人与女人之间发生的事。”那一刻，他终于明白，电影学院的大门就是一个性交动作，一个令人费解的插入。

电影学院还有一座石砌的小金字塔。学生们称之为爱情的坟墓。从电影学院毕业，为中国电影作出贡献的人的名字就会刻在坟墓上。有张艺谋，姜文，巩丽，陈凯歌，田壮壮等。所以，作为一个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最高梦想，就是将来名字能刻在这个坟墓上，仿佛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安栖之所。当然，丁二也不例外。

当时，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在国际电影界赢得了极大的声誉。《黄土地》、《红高梁》、《老井》、《本命年》、《孩子王》、《原野》、《菊豆》、《秋菊打官司》等等，捧回一个又一个国际大奖。这让他们这一批六十年代出生的电影人激动不已，好像国际大奖专门为中国人留着。

我们拿第六代与第五代作个比较，会发现第六代在生活阅历上无论如何都无法与第五代相比。第五代的许多人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经历了开放。但是，第六代也有自己的优势，他们在艺术上更细腻，更为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电影理论和技巧。从电影语言上来说，第六代应该是更成熟、更先锋和更前卫的。同样，更先锋、更前卫的东西，也是更远离大众的东西。

第五代的电影在国际上获奖，存在着一定的姣幸。当时，我们的西方同行对中国电影完全陌生，特别是民族化的东西，引起了他们的普遍兴趣和好奇，而第六代就难得多。他们搞得艺术电影完全是西方人的特长，班门弄斧，获奖就不容易。第六代既不易在国外获奖，也不为国内大众所认同。这就是第六代电影人异常艰苦的原因。

他留给同学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艰苦。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像他那样生活艰苦。当时，学院食堂里最便宜的菜是大白菜，6角钱一份。他每天中午一碗饭，半份白菜。他只去最北边的一个窗口买菜。因为那边有一个北方的小女孩，长得很清纯。她每回给他打菜都打的多多的，有时半份白菜和一份一样的多。现在，他回学院时，还是喜欢在最北边的窗口打菜，但那个女孩已经不在了。

他住最简陋的地方，每天吃半份白菜，平日里连公共汽车都舍不得坐，省吃俭用，可是，他买了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阿莫多瓦当初在马德里替人家打工，买的是8毫米的摄影机。他买得是一台前苏联的二手货，花了5千元钱从中央电视台弄来的。这台摄影机后来成了他和他的同学的主要拍摄工具。

文学系93级的贾樟柯在《革命同志》中，这样评价他在学校的表现：“那一年春天，电影学院开始正式流行后现代。学生们纷纷冒充痞子，假装学坏。他多少有些不适应，但他依然沉醉在拥有摄影机的巨大幸福中……”贾还写道：“因为我知道，在他拥有这台蒙上两床棉被也不能拍同期电影的摄影机时，他已经是一贫如洗，两手空空。但他说，现在好了，有了摄影机，可以大干一场电影革命……”。

现在，同学间的信件得拿来为他在京城的表现作见证。

至今，他已经在京城闯荡了10多个年头。他过的是一个流浪汉，或者说外来民工的生活。我们已经无法确凿地统计出他搬过多少次家。他绝大多数是住在朋友那里，得到过许多朋友的帮助。他住在一切能住人的地方。譬如，旧仓库，工作室，车棚，教室，店铺，门面房等。因为北京的房租高，他大约只租过四、五回房。

在电影学院时，他并没有住学生宿舍。因为他交不起昂贵的住宿费。他在麦钟桥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当时，麦钟桥附近还没有开发，景色很美。有农田，有一座小岛，四周环水。树都是笔直向上的胡杨，很像梭罗油画里的样子。在这儿，他感觉很好。当时，他是麦钟桥附近唯一画画的，后来，他走的时候，才来了一群画家。

房东是标准的北京农民。房东家的两个儿子每天一早踏三轮车往城里送菜。他们看见他画画，十分好奇，就请他替他们兄弟俩各画一张。他就让他们打了两个大木头框子，蒙上布，然后给兄弟俩各画了一张油画，有半人高。老大结婚时，把画挂在堂屋中央，自豪地告诉人，说是一个画家画的。邻居们都很羡慕。老二的画摆在卧室里，用一块塑料布蒙着，准备留着将来结婚时挂。

后来，他听说圆明园附近的房租便宜，就搬走了。他临走时，兄弟俩十分感激，不肯收他的房租。他想想觉得不妥，还是坚持给了房租。他看见那兄弟俩就好像看见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这俩个祥子踏三轮车，赚钱，娶媳妇，生儿育女，高兴时，还请他这个穷画家来家里吃杂和面。

作家申维在小说《圆明园》中这样描述：“他住的地方与著名的圆明园画家村只隔了一条路。他住在一个大四合院内，秋天，院子里结满了柿子。房东剃着个板寸头，住在城里，说话口气很冲，每个月收房租时才来。院子里只有他和一个从东北来的少妇。他住的屋子没有炕，没有暖气，这样，他就得考虑过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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