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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巴依论

发布: 2010-4-15 20:01 | 作者: 沈苇



        波斯绝句和唐代绝句
      
       英国小说家吉卜林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碰上。”然而,如果吉卜林对丝绸之路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就不会说出这样武断的话。自从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出使西域成为打通丝绸之路的先驱以来,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人员、物品、商业、文化的交流就没有间断过,在唐代达到鼎盛。而新疆,由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东西方交流的前沿阵地,东方进入西方、西方进入东方的一块“跳板”。
      
       对舶来品的迷恋是唐代生活的一大特征,换句话说,舶来品的魅力满足了当时人们对奇异物品的想象和渴求。开放的唐朝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是一个融合型、国际化的黄金时代,焕发着世界主义的奇光异彩。丝绸之路正处于最好时期,成为唐朝联系世界的桥梁和纽带,当中国的奢侈品诸如丝绸、陶瓷、酒、铜镜源源不断输入西方,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的舶来品正通过丝路奔向灿烂的东方。
      
       美国汉学家谢弗的《撒马尔汗的金桃》一书是专门从舶来品的角度谈论唐代的外来文明的,他一口气列举了18类200多种进入唐代的舶来品。以舶来品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输入,加上与本土文明的融合,使唐代文明成为一个真正的“混血儿”。
      
       与此同时,唐代“胡风”盛行,胡服、胡食、胡乐备受青睐,对异域情调的痴迷体现在许多人的行为方式上。诗人白居易曾在自己的庭院里搭起两顶天蓝色帐篷,像突厥人一样在毡帐中款待宾客。唐太宗的一位儿子(李承乾)宁愿说突厥语而不说汉话,在皇宫里穿得像一位异族的可汗,坐在帐篷前,亲手将煮熟的羊肉用佩刀割成片大嚼大吃。元稹的《法曲》一诗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路。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唐代的十部国家大乐,有三部来自西域。
      
       唐朝与波斯的文化交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拉开帷幕的。事实上,当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两种波斯植物(苜蓿和葡萄树)时,这种交流就已经开始了。
      
       “伊朗民族所居住的地区幅员广大,他们有些移居中国,与中国人发生接触,深深影响了不同种族的国家,尤其是土耳其和中国。伊朗人在沟通东西文化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把希腊思想的遗产传播到亚洲中部和东部,又把珍贵的中国植物和商品带到地中海地区。”(劳费尔:《中国伊朗编》)
      
       当时的唐朝都城长安出现了大量的外国人:僧侣、使节、传教士、朝圣者、游客、学者、歌手、舞女、奴婢……他们大多来自西域和亚洲西部,其中就有不少波斯人。所谓“九姓胡”指的就是波斯人。
      
       早在七世纪,来自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的传教士几乎同时出现在唐王朝的宫廷里,他们在长安拥有自己的寺院和信徒。一位名叫李素的摩尼教传教士留在了长安,当上了唐朝的太史令,他的妻子卑失氏也是波斯人。长安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西方风俗风靡一时。在夜夜笙乐的歌肆酒楼,来自波斯地区的吐火罗乐师和粟特舞女大受欢迎。“长安附近有波斯美女陪酒的酒楼,风光旖旎,使得骚人墨客流连忘返。”(台湾地球出版社《丝路巡礼》)唐代的不少诗人是这里的常客,李白为此写下一首七绝《少年行》:“王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唐诗:盛唐之音,在长安的波斯人,特别是从事音乐舞蹈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不能不是耳濡目染,受到影响的。使他们尤为入迷的是五言七言绝句,其对仗工整、音韵优美、适于吟唱的风格,令人陶醉其中。这种短小精悍的中国四行诗能说出异乡人的心里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他们思乡的惆怅与忧伤。
      
       源于六朝乐府(和民谣)的四行绝句,到了唐代,才真正到了一个成熟期和极盛期。绝句又称截句、断句、绝诗,有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之分,偶或也有六言绝句。唐代格律诗形成后,大量绝句入律,于是又有古绝和律绝之分。宋人洪迈辑录唐人绝句达万首之多,编成《万首唐人绝句》一书。王维、李白的五言绝句,意境含蓄、深远,被誉为五绝圣手。李白对七绝的要求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杜甫写过近七百首律诗,其中绝句在一百首以上。杜牧、李商隐的许多绝句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从波斯故事中表达的对中国文化的景仰爱慕和积极引进来看,唐人绝句“出口”波斯也不可能没有可能性。这是波斯文化的主动性所然,当然还需借助西域这块“文化跳板”。我们应注意到以下事实:高适、岑参远行西域,写下大量的边塞诗,其中也有绝句,对此,当时的西域知识界不会是一无所知的。从回纥汗国始,突厥人中就有用汉语写作的诗人、作家、学者。公元5至10世纪,佛教兴盛,许多西域僧人精通汉语,龟兹人鸠摩罗什是最杰出的代表。到元代,维吾尔诗人用汉语写作达到高潮,贯云石、马祖常都写过绝句。明代的维吾尔诗人偰逊只留下一首汉文绝句,却颇有唐诗风韵:“一夜山中雨,林端风怒号。不知溪水长,只觉钓船高。”(《山雨》)
      
       音乐无壁垒,诗歌无国界。在诗与歌融为一体尚未“离婚”的时代,四行体的唐代绝句与波斯柔巴依之间,究竟蕴涵怎样的文化交流信息,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关注这方面的信息,是还原历史、接近真实的第一步。当然,历史是暧昧而复杂的,但历史有它来自源头的轨迹:在文化差异性中,是对文化融合的憧憬,以及对文化亲缘关系的本能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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