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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之前回家

发布: 2011-12-17 10:20 | 作者: 林达




        11

        只有母亲知道汪洋不是死于自杀。

        在汪洋胸腔被打开那一刻母亲赫然发现汪洋有一个异常的肺。母亲相信这是药物的结果。在那一刻,母亲开始眩晕,母亲眩晕以至最后支持不住救了母亲一命。那天接手解剖的人两周后被调出解剖室,不知去向。母亲从此向所有人坚持,她事实上没有参与汪洋的解剖,对解剖的过程以及结果一无所知。

        汪洋死了以后,母亲常常发呆。母亲知道,有人故意隐瞒汪洋的死因。这里面恐怕是一场阴谋。在阴谋里面的汪洋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以及最后死亡的方式。母亲相信这一切都与那具来历不明的男尸有关,而汪洋的死又使自己不幸成了解剖男尸的唯一目击证人。

        母亲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得出这个结论的。母亲在得出这个结论后便再也无法安然入睡。汪洋那个有异于常人的肺在那些不眠之夜变得无比真实。母亲在以后的睡眠中无数次梦见汪洋。母亲对父亲说,她每次梦见汪洋,汪洋胸前都挂着一个巨大的肺。汪洋每次都说,他不知道这件事,从来未见过那个理平头的人。汪洋还跪在地上指天发誓,说他真的未讲过这句话。汪洋发完誓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把一个常用字拖得很长很长:冤---。

        母亲惶惶不可终日。母亲惶惶不可终日时,抓一把瓜子在手上,嗑得心事重重。母亲保持这个习惯长达二十年之久,直到她的牙全部换成假牙。

        汪洋死后一个月,母亲又接了一宗案子。那是一个村的民兵队长开枪自杀。母亲说,死者是当场毙命的,一颗子弹击中要害。自杀者在自杀之前勒死了他年仅十七岁的表妹,焚烧了受害者和出事现场。母亲那天把尸体翻来翻去弄了一整天,发现了尸体以外的另一种秘密。

        那天母亲很晚才回家,她一回家就坐在窗前,一反常态沉默不语。父亲连问她几次,她都回不过神来。据后来发生的事判断,母亲是在那天晚上突然受到凶手的启发,脑海里闪出一个惊人的念头。

        母亲固执地认为,她掌握了太多秘密。汪洋之所以比她死得早,是因为汪洋掌握的秘密比她多。肯定还会出事,而出事就在这几天。

        在母亲束手无策的那个冬季,外婆开始给我讲故事。外婆讲故事的前奏每次都千篇一律。外婆把我搂在怀里,然后装模作样地问,我们现在玩些什么呢。这种时候,我就马上接过外婆的话,大声说,讲故事。

        外婆的故事无穷无尽。据后来考证,故事大多数是道听途说的,有些是现编的,只有一少部分是民间流传下来的。即使是这一部分,也被外婆即兴篡改得面目全非。外婆有时一连几天都重复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昨天明明骑马被人用箭射死,今天又神气活现走在街上。这种错误在外婆的故事里层出不穷。外婆讲故事时,我安静地躺在外婆怀里,我只是想听故事,并希望在外婆宽阔的怀里睡上一觉,并不在乎故事情节前因后果的合理性。

        外婆说,传说有个千面人,看不同的人就用不同的脸。我问,一千个脸装哪呢。外婆说,当然是脖子上。

        外婆还说,以前的人吃饭可不是这样吃。有钱的人吃饭离桌子都很远。根据这个原理,外婆总是对我说,你吃饭的声音太大,姿势也不好。外婆边说边挺腰板。外婆圆浑的身躯挺在那里,像只很笨的熊。

        外婆在我面前那种衰老和浑沌与她在外公面前的精明与强悍判若二人。外婆给我讲故事那些年,外公已经被外婆按照她的意愿改造成另外一个人。

        外公经常目送外婆前脚走出家门,他后脚就从柜里取出酒瓶,酒杯,慌乱倒上一杯,喝一口,闭上眼,准备陶醉一下。冷不防外婆一下子又出现在面前,厉声道:你干什么。外公失魂落魄的样子很有意思,像卡通片里被猛兽追赶的田鼠。外婆对外公说,你不如用酒当水喝。外婆对外公说这话时,无比神气,好像话不是出自她的嘴,而是出自一个统帅千军的国王的嘴。外婆对外公喊了一通之后,扬长而去。留下满屋余音,绕梁三日,令外公的日子无比蹉跎。

        我一直不明白外公外婆为什么要争来争去。只知道他们的争吵像寓言中兔子和乌龟的赛跑远远不会停止。

        12

        我始终绕不过那场以色列人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过程其实很简单。以色列人在家门口与外族打了一场仗,然后割地。

        这场战争时间很长,历史作用似乎很小。但由于起因十分复杂,常被写史的人抖出来,反复论证。尤其是那些文字相当漂亮的史书,作者为了适应语言的跳跃,把战争的作用夸大一倍甚至几倍。使一场纯粹的地域战争看上去场面华丽而又气势磅礴。

        史书使人误入歧途。我在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突然被人类的使命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功名心所操纵,我决定重写以色列战争。

        这时候,悉尼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繁华的街头一夜间出现了许多传教士。他们从太平洋北岸的北美州远道而来,他们着西装,穿皮鞋。操英语,汉语,德语及西班牙语。他们把一本摩门教经捧在手上,然后彬彬有礼地对人说:能不能谈谈?

        这种现象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遍悉尼。这些年龄只有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把自己称为长老。他们在形式上与那些穿黑袍,修长瘦弱的传教士不能同日而语。他们年轻,硕壮,胆敢在黑夜中单独穿行,不知道害怕。他们很少躲在教堂,或站在教坛上宣讲教义,而是站在商业最发达的市中心,向密集的人群摆出极其诚恳的谈一下的姿态,等人们开始正视这种现象,摩门教已经在市面上广为流传。

        我被这种传教的形式所吸引。传教正以商业传销的流行方式悄悄东山再起。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我选择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时刻来到传教士集居的大本营。

        晚上七时,那些年轻的长老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纷纷赶回教堂,如百鸟归巢。我远远站在教堂的一角,看着他们鱼贯而入,然后站在高耸入云的教堂顶尖下面,在黑暗中高声祈祷。他们把那些充满煽动性的教义大段大段背诵下来,神色庄重而又虔诚。那些华丽而又耐听的教经,每句都带着浓重的美国喉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对大卫反复描述这件事,大卫听了慢吞吞地说,这些家伙全都从美国来。其实谁也拯救不了这个世界。

        大卫的母亲在一个平静的星期天安然去世。

        养老院的人说,死前的那个星期,她仍然每晚与她隔壁的老太太同唱那首「假如我明天见不到你」,即使是死前的一天,仍然吃下一日三餐。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第二天就撒手而去。她隔壁的那个老太太在得知她的死讯时,无比平静,只是轻轻说了句:终归是这样一个跟着一个去。

        大卫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出现。他在电脑里给我留下一份电子邮件,讲他这个星期都不会回学校。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三,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问,我可不可以去参加他母亲的葬礼。

        葬礼那天风很大,特别大。灵柩在教堂做完祷告直接运到墓地。一路上,送葬的车全都开了大灯。在送葬的车到达墓地时,槟仪公司的人早已根据棺木的尺寸公事公办把墓坑挖好。他们让死者的四个亲属用绳子把棺木徐徐放进坑里。牧师问大卫,两种祷文念哪一种好。大卫说,两种都念。

        这时风越来越大,为了压住风声,牧师不得不高声朗诵:一个男声高八度在墓地上空荡荡漾漾,把葬礼的气氛弄得十分不伦不类。整个过程,大卫始终低着头,黯然神伤。他把花瓣撒在棺木上,然后往上面铲了第一把土。风马上把那铲土吹得纷纷扬扬。那天墓坑填了很久才填完,槟仪公司的人抱怨,全都因为风。

        那天大卫好像变了一个人。他那双扁眼长时间望着某一个地方,我相信他什么也没看见。这是一个十分辛酸的场面,把一个很熟的人埋到地底下去,毕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从大卫母亲的墓地回来,我感到浑身不舒服。腰酸背疼。我喝了一杯牛奶上床睡觉。可合上眼却怎么也睡不着。白天的一切蒙蒙笼笼全都变得不真实。那副徐徐下降的棺木,棺木上面那些美丽的鲜花,躺在棺木里的人以及站在棺木外的人,全都不真实。只有浑身疼痛是真实的。

        大卫在他母亲去世之后很长时间仍然郁郁寡欢。我设法使他高兴,便谈他喜欢的话题,比如买国土。我说,买国土比较麻烦,太平洋有许多荒无人烟的岛屿,好像价钱还可以。大卫表示这个主意不错。一会儿,又说,不过他现在不想买什么土地了。他说,人其实真正需要的土地并不多,他母亲下葬的那块地一共只有三平方米。

        13

        那一年冬季最后几天,母亲开始实施她的计划。

        母亲打算把经她手解剖的那具男尸的文件烧掉。母亲认为一件再复杂的事,如果没有任何细节,这件事就不复存在。这个巨大的念头使母亲在以后的日子中吃尽苦头。

        母亲把事情计划得十分详尽如同她那些尸解报告。按照计划,她要趁工作之便把文件从文件保险柜里取出来,锁进她自己的抽屉,在下班以前乘人不备把文件放进自己包里,这一切务必不能让人发现。而且脸部表情丝毫不能有异于平常。最后是把文件带回家烧掉。

        母亲自从开始盘算她的计划之后,便开始睡不踏实。一切都应了做贼心虚的说法。母亲害怕敲门声,甚至连家里任何一种声响都可以成为她突然被吓一跳的理由。全家人每天蹑手蹑脚走路,把头碰在一起谈话,日常的日子变得十分古怪。母亲打算等汪洋的风头火势过了之后,把那份文件偷出来。母亲害怕这个日子的来临,又盼望这个日子来临。母亲仔细计算过,这个日子恐怕得等一个月。母亲在等待的一开始,就失去了耐心。她抱怨人们对汪洋仍然津津乐道,抱怨解剖室人浮于事,彼此虎视眈眈,让她无从下手。

        一天母亲对父亲说,她办公室的人问她,为什么脸色这么难看,身体要注意了。母亲对父亲说这话时,声音都变了。这说明母亲不是一个临危不惧的人。母亲说,她一回办公室,心就乱了,乱得不成样子。脸色没办法好看。父亲对母亲说,你就别再弄了。母亲说,一定得弄下去,不然我们都活不成。

        这种空穴来风的忧虑把母亲弄得日益虚弱。母亲晚上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病了。母亲觉得自己的确病了以后,话少了许多。整晚整晚沉默不语。她时常靠着床边躺着,眼望着窗外一陈不变的楼房,树木。一会儿,因为无法忍受窗外射进来的光线,把窗帘拉下来,一会儿,又无法忍受房间的黑暗和闷热,又去把窗帘打开。一个晚上来来回回把窗帘拉来拉去。

        解剖室的情况逐渐有了好转,人们慢慢忘掉了汪洋。母亲觉得下手的时机到了。母亲把日子定在明天。可到了明天,母亲总是下不了手。母亲越下不了手,越慌乱;越慌乱,越下不了手。母亲永远把实施计划的时间准确地定在明天,这使“明天”成了母亲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母亲日益捉摸不定。这使焚烧文件也成了父亲的事。父亲成为母亲的同谋发生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那天晚上,父亲大声对母亲说,他受不了了。父亲曾不止一次取笑过母亲的计划,那天父亲终于暴跳如雷,大声说,受不了。争吵一开始谁也不让谁,他们为烧与不烧各执己见,一个小时之后父亲与母亲的对话逐渐不连贯,父亲不断地重复一个小时前的话,争吵成了小孩子的斗嘴。再后来,母亲开始哭泣,父亲马上退到原先的起点。争吵的结果以父亲成为同谋而告终。

        我始终相信父亲是无辜的。相信世界上那些形形色色的同谋在不同程度上或许也是无辜的。由母亲主谋的计划,由于父亲的参与,加快了步伐。

        自从母亲开始执行计划之后,便变成惊弓之鸟。我毫无选择地被存放在外婆家。一放就是几个月。

        外婆外公又开始争吵。外婆搬一张凳子坐在外公旁边,手里捧一杯茶水。争吵在他们婚姻的第三十八个年头,已经十分炉火纯青。外婆说,要过年了,你把家里的被子都拿出去晒晒。外公说,被子用不着年年都晒。外婆说,你天天呆在家里不觉得难受。外公说,你看我天天呆着难受不是。外婆说,你看你把家里搞成什么样子,是人住的吗。外婆话一出口,外公马上高兴起来:不是人住的,你天天回来做啥。本来这种时候,外公应该见好就收。外公致命的弱点就是恋杯恋盏一如他喝酒的习惯。外公说,其实你也没什么了不起。外婆即时拍案而起:我可以把你的户口迁出这个区。外公对这个指令慌乱而又迷惑:你说什么,你让我去哪?外婆一字一句对外公说,你应该在走难那一年,回你的乡下去,这个结局比较好。

        外婆和外公争吵的时候,我搬一张小凳子,坐在墙角,安静地看着他们。我并不打算争谁,看谁最后赢了,甚至连他们争什么也不想知道。我想像一棵无比巨大的树,树丛中有许多喳喳叫的鸟,在永不休止地争论。

        那一年,百无聊赖的外公把一个哨子安装在煮水的锅上面。外公把我叫到跟前,说,哨子响了,就证明水开了。外公的发明一举改变了他在我心中的地位。我说,外公你真聪明。外公乐呵呵又挽起衣袖,指着他胳膊上那块肌肉问,有用吗?我大声说,有用。

        一个月后,外婆让她属下的区工厂大批生产这种水锅。一时间,大街小巷哨声不绝。外婆不费吹灰之力分享了外公的胜利成果。被分享了胜利的外公无比气愤,他一有机会就对我说,这个人说话不算数。我问外公为什么,外公一如既往摇摇头。说话不算数自那时起成了我童年最大的秘密。

        晚上,外婆又给我讲故事。外婆故技重演,一边昏昏欲睡,一边又向我讲述那些老掉牙的东西。外婆说,那个千面人有一天去陈山寨---。那一年我已经九岁,我终于忍不住问外婆,你跟外公约好过什么没有?外婆猛地从昏睡中醒来,迷惑不解地问,你刚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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