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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与碎片——记忆中的诗歌往事

发布: 2016-1-07 14:01 | 作者: 苏历铭



        
        8.包临轩: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兄弟
        吉林大学继赤子心诗社之后,真正秉承徐敬亚们香火的就是1983年9月成立的北极星诗社,我和包临轩有幸担当了第一任主编。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公木先生以他一贯支持青年人的做法,在文学专号上写了《做人与作诗》的序文。这是一个存续将近10年的全校性诗社,我的同班同学王乃学、李学成、陈永珍、曹钧、华本良、王占友等非文学系的学生也是最初诗社的成员。张锋、鹿玲、丁宗浩、野舟、于维东、安春海、杜笑岩、高唐、杜占明、田松、曲风、伐柯、马大勇、兰继业、马波等越百人的师弟师妹们不断地烧旺吉林大学诗歌的火焰。
        正像徐敬亚说的那样,大学时代我和临轩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临轩和我同届,只是我读经济,他读哲学。黑格尔没有使他走火入魔,艾略特却让他一度走上了诗歌之路。因为诗歌,大家走到一起,彼此成为一生的兄弟,这在诗歌圈子恐怕并不少见。1983年暑假里包给我的来信,写得真挚感人,“缪斯的手把我们牵在一起的日子还很短,但是我感到我们这两颗年轻的心在相识之前,事实上早已互相碰撞。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志愿、我们的性格是那样令人惊喜地“不谋而合”,我懂得,在我们之间,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人们无不钦羡爱情的柔美动人,但我可以向那些热恋的男女们宣布,我们诗歌的兄弟友谊将使你们的爱情失去妩媚的色调,因为我们的志愿是同那直上云天的鹰翼连在一起的。”
        在大学图书馆旁边的水房里,我 经常聆听他的朗诵,激昂的语言,子弹似地射过我的头顶。我们的诗作在《青年诗人》上刊登之后,分别收到梅河口一个女性青年的来信。正好是毕业之际,那个女 孩子又给寄来维纳斯石膏像,作为送行的礼品。我先从邮局取回,在返回图书馆的路上,看见包临轩也夹着一个纸箱兴冲冲地迎面而来。毫无疑问,一模一样的纸箱 里也装着维纳斯石膏像。临轩肯定以为只有他有,在我追问取的什么时,他含糊地说家里寄来点东西,我佯装相信,走出很远,回头对着包临轩高喊:哈哈,那是维 纳斯!我清楚地记得他一脸愕然,用手挠头,极其尴尬地傻笑。这件事一直被我们共同的诗歌兄弟李梦记得,每次聚在一起时,经常翻腾出来。李梦与我们同级,却 长我们几岁,他是我们中间的兄长,总是孜孜不倦地鼓励我们要做真正的诗人。他写于1983年的《南国少女》,“黄泥墙畔走近又走远的悄悄足音啊/一朵风荷般的薄伞/低举着,盛开在细雨黄昏/朋友,她是孤独的行旅吗/轻轻地远了/乳白色的裙裾滴落黄梅雨的叮咛”,曾迷倒了不少情窦初开的女大学生们。
            那时,学院诗风靡大江南北,云南有于坚、刘扬、彭国梁,甘肃有封新成、菲可,四川有尚仲敏、燕晓冬、李亚伟、胡冬、李元胜,山东有韩东、江苏有曹剑、于奎潮,浙江有伊甸,北京有骆一禾、程宝林、杨榴红、西川、海子,上海有宋琳、许德民、张小波、李彬勇、孙晓刚、徐芳、卓松盛、邵璞、张真、王寅、陈东东、陆忆敏,安徽有姜诗元、曹汉俊、沈天宏、简宁、钱叶用、查结联,以及伊甸、小君、张子选、陈惠芳、柯平、张枣、沈宏菲、杨克、胡万俊、林雪、黄灿然等各地数不胜数的英雄豪杰。在长春,李梦、临轩、凌波和我,因为诗歌一起度过了多少个难忘的畅谈之夜呢。为了张扬学院诗歌的旗帜,我们在吉林大学《北极星》杂志上开设了“遥远的星光”栏目,专门刊发各地校园诗人的作品。
        临轩是彻底的校园诗人,他浸染强烈校园色彩的诗句,是我怀念大学生诗歌年代最亲切的文字:“当我们跨出白绿相间的大学围墙/在《毕业歌》的回旋声中/散落于地北天南/诗的意境/会漫过稿纸的蓝色方格/向脚下的土地缓缓扩展/东方将有名作问世。”
        现在每年都能见到可爱的包老师,但我们已经不再谈诗,他最近出版了文学评论集《生命的质感》,只有从这本书中尚能感受到诗歌的余热。
        
        9.朱凌波:生活中打造的硬汉
        我是1980年认识朱凌波的,当时他的诗歌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后来所谓的“体验诗”,而是“雪白的大腿和丰硕的臀部”,这对于当时尚未到20岁的我和包临轩来说,朱凌波无疑是个有流氓嫌疑的坏蛋,虽然同在长春,却很长时间并没有走在一起。
        朱凌波是一个横冲直撞的公牛,是生活中打造出来的硬汉。1985年,在我们大学毕业的次年,因为“非法出版物”《北 方没有上帝》诗集(包临轩、苏历铭、李梦、黄云鹤、朱凌波),本来可以成为贪污腐化的“朱行长”,被贬回原籍,蜗居于牡丹江。但天生不安分的他,为了张扬 和鼓吹第三代诗歌,流窜于大江南北。与同居一城的宋词,一唱一和,彼此成为胁从和帮凶,让祖国比较偏僻的牡丹江小城,散发着现代主义的流毒。
        当年的凌波,长发披肩,满脸胡须,为了现代主义诗歌可谓是赤膊上阵了。他在1985年5月10日从牡丹江寄来的信里,大谈对朦胧诗人的看法,他说“最近我系统地看了他们的发表的作品,他们这茬人做为一个高峰已经过去了,虽然在文学史上写上了重重的一笔,他们的诗还以76年的格调中嘶喊着,对扑面而来的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竟无动于衷,对新生活的流行色和笑声竟满含仇恨,甚至变得声嘶力竭,连起码的美感都失去了,我为他们感到可悲可怜,当然这不能怪他们,这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未来的诗坛是属于我们的!” 诗界历来都有革命的传统,之后,他和包临轩联袂写了比较客观的攻击谢冕先生的文章《疲惫的追踪》,大意是前辈们已经无法准确地把握诗歌的脉搏了,应该轮到这一代了。他极力鼓噪,在《作家》杂志上发表轰动一时的《第三代诗论》。
        为了协助徐敬亚筹备1986年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他曾奔赴深圳,在赶往深圳大学的诗歌讲演的路上,他骑车飞快地在建设中的深圳大街上狂奔。由于没有施工的标志,凌波跌落于3米深 的大坑之中,下颚脱臼,牙齿四溅。昏迷中被人发现,大难不死,却需满地找牙。现在,凌波也混迹北京,身上已经褪去当年的狂野和无谓。貌似地产策划大师,活 跃于清华大学的讲坛上,并在北京以外的中小城镇的房地产市场上往来穿梭,挣钱,养家糊口,但骨子里的反叛和不屑让他独闯江湖,杀手似的目光却平添了些许温 柔。“虽然我已投身商界十五载,写诗很少尤其与诗坛几无关系。但诗歌并未消失,它依然像一束幽蓝的火焰,照亮我日益平静的灵魂。”
        2007年10月, 杨锦生日那天贵品提议在场的朱和我应该给杨锦写一首诗,朱凌波当夜就交了作业。次日我们分别离京,我在佳木斯的一周时间里,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凌波在三亚用 手机发来的即兴诗。是什么触动了这位远离诗歌的人产生如此强烈的创作欲望呢?而近年来他对我继续坚守诗歌写作始终表现出不屑的态度。从杨锦生日之后,他竟 然用笨拙的手指不厌其烦地经常在手机上写诗了,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诗兴骤起,也许贵品说得对,我们写诗已与诗坛无关。“早晨的薄雾不属于我的生活/亚热带的绿色是上世纪的体验/也许对于所有人间美景/我们都是匆匆过客/正如飓风扫过/狼藉一片或了无痕迹/太阳正从彼岸升起/面对波光潋滟的大海/心存恐惧/因为我已弃舟登岸多年”。
        
        10.宋词:诗意的栖居
        珠海是我一直想去,又始终未去的地方。这次深圳之行,我就考虑好应该安排去珠海的时间,相对从容地在诗意栖息的绿城,做短暂的休整。
        是朱凌波的电话,让我匆忙赶往珠海,打乱我的休闲安排。凌波参加完在香港举办的地产年会之后,取道澳门,已在珠海与宋词汇合,他听说我已在深圳,就催促我尽早成行。其实刚到深圳,一些工作还未落实,但为了和老友欢聚,便在下午4点坐上开往珠海的快艇。
        第一次见到宋词,是1988年春节之前在牡丹江的一家宾馆里。 之前我多次听到宋词的名字,也知道他和朱凌波等人在牡丹江兴风作浪的种种传闻,但毕竟是初次见面,再加上天冷,就没有尾随宋词出入当地的酒馆。宋词年长我 们几岁,体态上也是我们的兄长,他的现代主义诗歌作品在当时的东北是一种尺度。特别是万里单骑的故事,曾经让我神往,并为自己无法像他那样洒脱而难过。那 是一次诗歌之旅,更是一次生命之旅。宋词曾从牡丹江出发,骑着自行车横穿中国,在唐古拉山口差点把命埋葬于青藏高原。他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闲散状态,似乎特别适合于珠海的生活。在近20年的时间里,我们在北京、深圳等地都曾见面,但在他的居住之地——珠海相见,特别是凌波也在,似乎有着更多的意义。
        宋词的散淡和随和,与珠海的城市性格相符。当晚,我们在一家街边的渔岛海鲜专卖排挡,品尝从尚未通航的小岛那边运送过来的海鲜。这个季节,北方早已是零下 的低温,故乡的雪花怕已经封堵门扉,可在珠海,我们舒服地坐在店外,任冬天的柔风吹动街边的花朵。宋词的人品极好,半辈子的口碑基本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 尤其是他没有尊卑的平民意识,让他在珠海拥有众多的朋友。一晚上除了饭店老板频频敬酒之外,临桌的人几乎没有间断地过来,与宋词称兄道弟地攀谈。这是一种 幸福的感觉,远比有些人结识达官贵人更让我羡慕。
        宋词的夫人Y与我是第一次相识,她的豪迈性格使我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凌波因为她的到来,又恢复了牡丹江的口语习惯。席间,宋词谈到明年开始要写潜宗教方面的著作,这让我们对珠海有了一种新的期待。
        珠海是休养生息的地方,是思想不受左右的地方。本来想从容地在这个城市里安静地休整,却因为老友的相聚而变成仓促而过的地方。好在打边炉的美味,让我回味无穷,再有宋、朱整晚的漫谈,弥补了某些缺憾。
        
        11.杨锦:冬天不要忘了到海边走走
        杨锦是我大学时代结识的诗歌兄弟,当时他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与杨川庆同窗。现在杨锦已经身居要职,鲜有诗歌创作,但他的《冬天,不要忘了到海边走走》一直被人誉为现代散文诗的经典。“冬天,不管有没有雪,有没有风暴,有没有远航的船,你一定要到海边走走,去看看寂寞的海,像看望久别的朋友或远方不知姓名的恋人,给海一点点微小的安慰,不要让冬日的海在孤独中感到忧伤。”
        杨锦一直战斗在公安战线上,虽然并不握枪,但手中的笔更有份量。我至今还记得1985年 秋,他出差到上海,见我时谈起新结识的女友面露犹豫,我便不假思索地劝他选择逃离。等我没有多久回京去看他时,仍然按以往的习惯推门而进,没想到那位知识 女性正与他相依看书。我极其尴尬地傻笑,尤其那女子说杨锦已经把你的话都转告我了,当时我恨不得找个地缝躲起来。现是某报名牌记者的徐翼至今还对我耿耿于 怀。
        那时我经常于周末出现在他的宿舍门口,然后拿着铝饭盒,和他去二楼餐厅吃点时令小炒。每年春天他都在自己所在的报纸,开设“三月诗会”专版,在机关报上集中刊登看似格格不入的诗歌。杨锦的骨子里永远是位伤感的诗人,他有限的作品里基本上都能触摸到他忧伤的神经。
        他曾在九十年代末兼任中国散文诗协会的会长,这并不完全是出自组织上的信任,他的许多散文诗堪称经典之作,足以担当这个并不沉重的担子。对此,我经常冷嘲 热讽,觉得不如自己沉寂下来写作,或许是出于嫉妒,至今我还没有成为作家协会会员,而少年时代一起长大成人的兄弟,竟然担当如此显赫的职位。后来他说辞去 会长职务了,我还有些惋惜,毕竟名片上可以印上体面的职务啊,怎么就辞了呢?他冷峻地盯着我:辞也是你说的,不辞还是你说的,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哈哈大 笑,其实我深知他又履重要新职,根本没有精力关心祖国的散文诗事业,是他自己的决定。
        现在,杨锦忙得一塌糊涂,见上一面变得相当困难。前不久他去西藏,不停地发短信给我,被青藏高原的天和地彻底震撼了,写了不少精彩的诗句。我还奇怪,他怎 么这么悠闲地在手机里写作呢,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病倒在世界屋脊之上,吸着氧气、打着吊瓶的那几天,他回到诗人的状态。
        杨锦对我的宽容,在于他来自草原的胸怀,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他面前对任何事物进行抨击和愤怒,20多年来他总是微笑倾听。有时我在想,杨锦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地道的文人,但事实是他官运亨通,这让我时常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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