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与碎片——记忆中的诗歌往事
发布: 2016-1-07 14:01 | 作者: 苏历铭
17．钱叶用：理解热锅上蚂蚁的痛苦
在当年大学生诗歌昌盛的年代，钱叶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名字。“五千年的一只铁雀兀立我家的屋脊/它铁青而锋锐的爪/握住了村镇数千年的景观/缤纷的雾水润滑着它张开的羽翼/使其披盖着露珠的喷泉/射出一道长虹贯穿了东方的天幕”。
早在大学时代，我和叶用因为通 信而成为知己的诗歌兄弟。如果不是他的怂恿和陪同，当年我可能不会去胡澎家中做客，之后的事情也可能完全改写。九十年代中期，在我回国探亲时，突接他的电 话，说他已经从安徽调入北京工作。因为电话里杂音影响的缘故，我只听清他在中央工作，当时非常感慨国内的巨变，见面后才知道他在致公党中央任职。不管怎么 说，咱中央里有人了。
叶用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苹果的故事。那是1986年秋天，钓鱼台东街落满银杏树金黄的阔叶。他领着《十月》文学杂志的诗歌编辑来我的宿舍，一晚上把酒临风，纵论今古。我不善酒，但把哥儿几个安排得很是舒坦，均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叶用微醉时还特别认真地问我：你能理解热锅上蚂蚁的痛苦吗？
他们住在鲁迅文学院那边，离我住的甘家口相当地遥远。那个年代是否有出租车已经没有记忆，那是奢侈品，与我们这群初出茅庐的小子们全无干系。晚上11点， 末班车最后运营时间，他俩摇晃着出门。正好那天单位分了两筐苹果，我无私地装满两塑料袋，让他们提着。他们是否谢过我已不记得，只是担心他们赶不上车，便 催促：快点！次日上午他打电话告我，为了急于赶车，急奔中塑料袋破裂，苹果散落一地。况且苹果又是圆的，况且黑灯瞎火，况且两位微醉，他和戴着深度近视眼 镜诗的歌编辑在大街上摸呀、摸呀。据说天已放亮，他们终于将苹果逐一找回，然后用衣服裹着，在秋风萧瑟的凌晨赶了回去。
在个人诗集《南中国诗草》出版之后，他也不轻易地进入诗歌了，但他在哲学、宗教和历史等方面的见地却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对社会发展和人文精神的关注，似乎让他更充满激情。
18．阿吾：重新回归文字的商界高手
2006年8月阿吾通过邮箱从新西兰发来新写的诗歌，并郑重地告诉我，从此往后的时间都将皈依文学。9月30日长 假前夜，他和夫人带着两个健康聪明的儿子，和斯人、高星、我在北京小聚，一晚上他都在谈论创作。其实重庆水土养育的阿吾是个经营意识超前的人，在计划经济 大行其道的年代里，他就私下承揽了为一家磁化杯做广告的活计，召集不少朋友充当演员。这个无师自通的经营人才，之后一直在某著名大企业担当要职，突然中回 归文字，让我还是有些感触。
他是个聪明、敏锐、行动力极强的人。我和他的相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朗诵会上。当时杨练朗诵了《诺日朗》，并谈及创作主张，我那天朗诵前也谈了自己 的肤浅见解，阿吾登台后大批某种主张，然后声称对赞同我的看法，并表示友好。他好像与张水舟坐在一起，散场后彼此也未深谈，他带着《相声专场》消失于人海 里。1989年 阿吾离开《光明日报》后，暂时被我介绍到国家计委宿舍楼里，和我住了一年多的邻居。那段时间，斯人和高星是阿吾家的常客，特别是高星，也许是住的近的关 系，经常过来，还把我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散文很像样地配上他的画，在他供职的杂志上重新发表。高星是难得的好人，除了诗文之外，还擅长绘画和摄 影。当时我没有想到高星会创作甚丰，翻看他的新书时，不禁感慨良多。
“我说这只中国大钟/再也不能滴答滴答年复一年/你拨动一些他拨动一些我拨动一些/东方还能不要出路吗”，1990年， 阿吾联络一些在京的诗人，共同打造《尺度》诗报。我记得田晓青、刘自立等人也参加了筹备。第一期的片子是由臧棣出的。我陪阿吾在中国新闻社门口与臧棣交 接。臧棣后来又回到北大取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他长得高高大大，至诚的脸上有一双智慧的眼睛。我喜欢看他的评论文章。诗报印好后需要折叠，阿吾、简宁、 斯人、高星等人把我的家当成装订车间。《尺度》似乎出版两期就夭折了，我不清楚其中原因，那时我已赴日本筑波大学留学了。在清华大学的《尺度》诗歌聚会 上，我见到戈麦。戈麦的家在黑龙江的宝泉岭，而我的家在佳木斯，是他必经之地，那天我们热烈地谈论下次一同返乡的事，我还答应他在转车的空隙，一起坐在江 边的鱼馆里喝酒。后来接到阿吾的信，知道戈麦自杀的死讯，扼腕惋惜。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
民间诗歌报刊历来是丛生且短命，但《诗参考》却不同。1991年 初见中岛时，他刚来京组稿，因为当时民刊众多，并没有在意。让我惊叹的是，中岛一直把《诗参考》办到今天，其中的辛酸苦辣旁人无从体会，单从这一点，中岛 瘦弱的身影变得高大起来。有一次伊沙来京，他和中岛，一起见面时，我感觉到伊沙的憨厚可爱，全然没有网络大侠的霸气。他的《车过黄河》一直被我记得，每次 听到有人说“我是黄河的儿子”时，总是想起伊沙的诗句：“现在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的功夫/黄河已经流远”。
19．简宁：黄亭子50号酒吧的诗歌盟主
北京黄亭子50号酒吧早已不存在了，简宁却健康快乐地活着。“我们如何才能这样进入事物的影子/既抵达了核心，本身还是自然/像翠鸟，离开这首诗，飞临淙淙流动的水”。
我一直记得简宁的名字是因为爱而诞生的笔名，这个科技人才竟然置国家的科研不顾，也踏上诗的歧途。红火的那几年，分别陪阿吾、程宝林、钱叶用、宋词等人， 去过简宁的酒吧。有时简宁不在，他们就会让店员打电话喊他，记得简宁每次都来得很快，如果简宁经常如此的话，也真够命苦的。简宁的酒吧终于关张了，那以后 不大常见简宁了。去年夏天，因为业务拓展的需要，我去简宁公司拜访，看他把图书公司打理得有模有样，不免感叹简宁还真是一个经商之人，否则积重难返的事情 被他梳理井井有条，像是梳理女人头发一样简单。但图书出版市场浑水难趟，最终我放弃了先前的想法。
在酒吧里，我见到了太多的诗人，廖亦武、莫非、树才、阿坚、杨克等，都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我还偶遇过西川，他的样子始终未变，当年他经常背着大书包，出现在各种诗歌朗诵会上。他朗诵的声音和表情总是相当到位，《读1926年的旧杂志》就是在这样的场合留给我深刻的印象：“一页页翻过，疏散的枪声/远远越过枯竭的河流/发黄的广告竟魔力无穷/我无忧无虑地看那纸上的/夕阳陨落。我应该回到那个年代，倾囊而出/买一枝钢笔，或/一架嘎嘎响的风琴”。
在2006年11月， 再与简宁见面时，那天正好赶上他宴请参加中国作协代表大会的杨克，在场的有梁小斌和阿坚。梁小斌的《雪白的墙》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是八十年代给我们 强烈印象的诗篇。阿坚是非常有趣的人，他的足迹遍布祖国大地，上苍真应该让他长出翅膀，这样他会彻底地自由，那时他就能经常栖息在某个地方。
20．李亚伟：四川盆地是诗歌的子宫
四川盆地是诗歌的子宫，朦胧诗以后，孕育和出现了一大批跳跃的名字。
钟鸣在成都郊外的鹿野苑里，守着汉代的文物和一座曾经获得德国某项建筑大奖的建筑物，做着至少让我羡慕不已的“旁观者”。“深夜的时候，我常常站在城市街头，对着浩瀚的星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如此优秀？”赵野长居北京，足迹又似乎一直遍及在香格里拉。他的“在老人的悲悯里醒来/孩子的喃喃中入眠”，表现了一种超越年龄的坦然。当年的虹影也出落成知名女作家，完全超出了1986年结识时的预想。廖亦武、翟永明、欧阳江河、柏桦、宋渠宋纬、万夏、何小竹、杨黎、胡冬、燕晓冬、张枣、孙文波、肖开愚、周伦佑、蓝马，以及梁南、李元胜、杨然等名字，只要提及四川诗歌，就会立即想到他们。
我是1999年10月见到李亚伟的，当时野夫正在帮我制作《有鸟飞过》诗集，我去现场校对时，他也在惠桥饭店的工作室，那时我才知道，他和张小波、郭力家等人都在北京发展社会主义的图书事业。当年他的《中文系》被称为经典之作：“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当屈原李白的导游/然后再去撒网。”我相信，这首诗至今还会让写诗的人能够清晰地记得。
最近我读到他给董瑞光诗集《独自坐在山的对面》写的序，其中一段文字，让我感慨他诗歌态度的变化，以及超然的纯粹和宁静。“现 在很多貌似先锋的诗人，其实是小圈子里面的流行诗人，是小市民趣味的文化符号。所以他（董瑞光）用词极狠、用意独特、其诗意抵达之处，绝对不是京城里四处 出席文化聚会的文人，以及天南海北搞笔会指导文学青年创作技巧的文学编辑所能达到的”。“一些诗人会在他的诗歌里不厌其烦地写西方作家的名字，一些诗人则 会在他的诗歌里动情地写他的爱人”。“西方现代作家的价值观和论调近二十年来，被我国一些文化盲流用作话语霸权的武器和文化审美的后勤，汉语诗歌中好滋味 的部分被大规模地屏蔽和偷换。唉，我也曾参与其中，但如今，我被那些目的性和指向性极强的伙食吃撑住了，再也吃不下去了。”
而尚仲敏是当年热烈通信却一直未曾谋面的人。信函是当年最普遍的通讯方式，见字如面，远比现在发达的网络、手机等现代通讯亲切。在1985年7月9日给我的信中，他说：“我今年七月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水利水电建设总公司工作。我可能在7月20日左右去京报到。望来函（速来函）告诉你的具体地址，具体去京时间定下来后，我可电告你具体车次日期，望你能在北京车站接我。我4月中旬去过上海，曾骑宋琳的自行车到过你实习的那个鬼地方，是和陈鸣华一起去的。等了你1个小时，未见你。”但后来他并未来京，而是留在了成都，那时个人很难决定自己的去向。
2002年夏在成都的一个晚上，大概快12点了，我按着朋友提供的地址，事先没有联系就黑灯瞎火地摸了过去。本来当年应该的见面，拖了近20年。 在自己的茶馆里，尚仲敏正在和朋友打牌，见到我时眼睛顿时放亮，立即停止酣战的牌局。之后开车带我左拐右弯地去了一家酒吧，除了喝酒之外，他还叫了一只烧 烤的兔子下酒。如果这里不是灯红酒绿的城市该有多好，坐在都江堰的草坡上，点燃篝火，把失散于岁月之中的人与事细细地盘点。
2003年圣诞节，在北京小营路的上岛咖啡店里，京城里“体面的和不体面的”、“逃税的和不逃税的”100多位“牛鬼蛇神”热闹登场。事先只是以为诗人们的节日聚会，到了店门口才知道是野夫的婚礼，而她的新娘竟是险些成为我一本诗集责任编辑的出版人。野夫是个性情中人，多年前就明确表态：“以人生为正道，视文学如玩票；玩得如何，看是否有真气在其中”。世界真是太小了，原本没有关联的事情，在瞬间都给串到一起了。郭力家的主持，依旧是目中无人地肆意发挥，然后在微醉状态清唱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在朗诵的时间里，伐柯，这个冒充四年东北人的四川邻居，登台朗诵了他的《圣诞夜》。“穿过一生的雪/我终将沿途丢失朋友/面对一场深入内心的雪/我忽然低下头去。”这样的诗句让我瞬间怀念许多美好的名字。四川在京的李亚伟、杨黎、万夏等人也端坐在其中。杨黎浑圆的脑袋显得特别可爱，总让我想到川剧中侠胆心肠的人物，更想到他在遗落在“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 早就听说万夏以《黑镜头》等“系列镜头”图书杀入中国的出版市场，他的创业故事也被不少效仿者传为经典。其实在那个年代并未给初出茅庐的小子们提供众多的 机会，诗歌理所当然地成为仅有的表现平台，现如今天高海阔，写诗的人本来智商偏高，在现实中展开想象和创造的翅膀，就有可能九天揽月。
上岛咖啡店虽说不见得有多高的档次，但陈琛引来了东北二人转戏团进场的时候，把我彻底笑翻。本来尚存的小资色彩，被土得掉渣的二人转荤唱得抖出开怀的笑声。陈琛，这个膀大腰圆的东北汉子相当意气和谦卑，1988年他在长春即创办了《现代诗》杂志，出版了10期， 在当年的诗坛上拥有久远的影响。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被他请为顾问，老家在长春自然就是日常的指挥了。在谈到当年诗刊艰辛的时候，陈琛相当动情地回忆曲 有源等知名诗人都无私地支持过自己，各地的诗歌新锐都把自己满意的作品送给自己，这要感谢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
21．默默：撒娇诗院的快乐主持
上海是我命中的缘分城市。现在每年不少于十次以上的往返，有时是因为工作，有时却不是。1985年，我被国家计委派往上海工作一年。当时除了工资之外，还享有出差津贴，近乎于双倍的工资收入，在财富匮乏的年代里似乎手头宽裕。怀揣3块钱的月票，在上海的大街里弄里乱逛，让我了解和理解了上海。
在上海诗人当中，默默历尽艰辛和曲折，岁月的洗礼让他出落成地道的撒娇大师。现如今他身穿对襟的中式外套，修剪整洁的秃头，俨然一副准备随时撒娇的样子。 上海的房地产业成就了许多富翁，默默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他把底层的房子改造成撒娇诗院，南来的北往的，只要写诗，就不问性别、年龄、观点、流派，都可以免 费住进撒娇行宫。每次去，总能见到各色人等，搂着茶壶撒娇呢。最近的一次，见到车前子、小海和李德武等人。小海刚从政府重要的岗位退下来，眼疾似乎较重， 但不影响他继续打量世界。那天车前子撒娇撒大了，当即提笔作画，在宣纸上画出两只螃蟹，一公一母，完全采用了革命的现实主义手法，夸张逼真。之后大家起哄 签名留念，我想默默总不会把它悬挂出来吧。
在上海，默默一年之中总要张罗几次朗诵会。偶尔前往参加，重温了刘漫流、郁郁、冰释之、古冈等老面孔，也能见到李笠等散落海外的老朋友。在一个国家生活久 了，容貌就会长成那个国家的脸谱，《朗斯特罗姆诗集》译者李笠的那张欧化的脸就是最好的明证。其实，在上海有一个人虽然一直未见，却很难忘记，他叫吴非。1985年 盛夏，吴非约我去他家吃饭，酒菜刚刚端上，车间主任敲门而入，当面警告吴非，如果继续迷恋诗歌而旷工，集体企业将把吴非开除。在那个年代工作就是饭碗，就 是命，而吴非毫不含糊，当即作答：老子不干了！当时我惊呆了，完全被这个貌似老实的上海人的举动震撼了。诗给人勇气？我不太信。但为了诗，耳熟能详的朋友 做出了多少牺牲呢！这些年来，吴非早已不再混迹于诗坛，但他在取舍时选择精神的举动有时被我想起，总不能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