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 | 下一篇

自我的边界:沈苇的诗歌地理学

发布: 2010-4-15 19:38 | 作者: 耿占春



        这是西域对诗人所显示的另一幅最初的面貌,不是字谜般的充满神秘异己含义的世界,而是一个光明的世界,一个亚当般的世界,在它的明朗面前,诗人不掩饰自己的某种迷醉。西域的每一事物都带来这样的迷醉:它消除所有的观念与意识,没有人的历史,没有传统,也没有它们所塑造的传记式的自我。从个人传记与地域的对应关系上说,诗人面临着的是自我的一个白版,西域提供了重新书写的良机。金色,准噶尔盆地,胡杨部落或白桦部落,水的蛮族额尔济斯河,乌尔禾风城,它们都是纯洁的字符,它们使自我回到时间的源头。西域的地理空间和属性已经成为诗人新的自我认知媒介,沈苇在这些金色旅行中把异域地理转写为自我内在性更广阔的一部分。《金色旅行》中的那些事物、地点与风光,在隐秘地化为诗人自我认知的符号。对河流、树木、村庄的颂扬已经变成对正在构成的抒情主体和话语主体的另一种肯定。成为它的颂扬者意味着对美学化的话语主体的自我确认。一种移居生活与作为一个诗人的经验已经有机地融合起来,成为沈苇诗歌阶段性的主题。以异质经验或异域传统,或者说以“一个地区的灵魂”作为自我更新的动力,作为“自我距离化”的起点。
      
       “在自己的处境和世界之间一再产生一定的距离,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之一。如果在一个人看来,除了他当下的处境之外一切都不存在,那么他并不是个完整的人——我们从自己的过去继承了另一种需要:一再切断我们与生活、与我们的生存细节的所有联系。”曼海姆将这样的能力称之为“自我距离化”,也称之为“迷醉”。在他看来,现代文化理想并不应该与“迷醉”或者“自我的距离化”相对立,而应该为它提供出路与前景。因为“自我距离化”或“迷醉”意味着真正的“教养”。摆脱眼前的世界、进入迷醉状态这一世代相传的理想,“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一切人类的宗教向往所具有的含义。脱离这个世界和眼前处境,首先是利用麻醉品达到的,然后是通过禁欲主义,最后则是通过孤独的沉思。所有这些做法都能达到摆脱眼前世界的目的,但这尚不能算是建立了与自我的纯粹实存的关系。救赎的体验要借助于一些神秘的宗教象征,而这些象征往往不过是社会权威关系的设计。依靠这种方式,极力想要摆脱眼前日常现实的人,又被带回到他希望摆脱的地方。从眼前处境中获得更为彻底的解放,只有在现代才是可能的。”(2)然而现代文化首先带来的却是“距离的消除”,是自然的祛魅和文化的同质化趋向,它意味着自我距离化的困难处境。沈苇的诗提供了新的自我距离化所需要的更微妙的语言,它不仅吸收了某些宗教象征、欲望与禁欲的主题,和孤独沉思的诗歌传统,对一个地域所包含的意识结构的探索、自我的重新距离化的探索都提供了新的迷醉形式。
      
       一个短期旅行者的审美经验和他的迷醉可能会到此为止,在意气风发的迷醉或佯醉之后旅行者就会离开,主体会得到满足而不是改变。它所造成的自我距离化很快就会在现实中弥合。但对沈苇来说,这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在诗人的行走经验中,一些日常的叙事性因素开始出现在自我与世界的认知关系中。在叙事性的层面上,他不只是停留在观察者的主体位置,或仅仅通过目光建立自我与他人世界的关系。在沈苇的早期诗作中,一旦出现了本土人物而不只是风物,这种关系就从意气风发转为谦逊和具体的。《滋泥泉子》的叙述语调是谦和的,甚至充满了莫名的内疚,他仍然是一个旅行者,但已经没有那种把所见的一切日常景观奇异化和浪漫化的倾向,也许这是因为他正在成为这个区域的定居者,或许是步行经验不同于观光者之处,进程开始放慢,日常细节处处显现。
      
       在一个叫滋泥泉子的小地方,我走在落日里
       一头饮水的毛驴抬头看了看我
       我与收葵花的农民交谈,抽他们的莫合烟
       他们高声说着土地和老婆
       这时,夕阳转过身来,打量
       红辣椒、黄泥小屋和屋内全部的生活
      
       与意气风发的观光者不同,这里的叙述显示了目光的谦逊。观察者的目光颇具深意,场景中的观看者是毛驴,是夕阳的打量,观察的主体位置是物而不是人。“一头饮水的毛驴抬头看了看我”隐约透露了诗人在这个小地方所体味的陌生感与异己感,或者是这个地方对他陌生和善意兼而有之,这样的叙述所表达的是被注视与被漠视之间的感受。诗人观察滋泥泉子的方式也犹如(夕阳)自然光线的打量。虽然诗中写到了滋泥泉子这个小地方贫苦人们的生活,他接着还注意到房屋土墙上的裂缝和贫瘠的盐碱滩,但对这种生活仍然倾向于作自然的(美学)观察而不是道德观察,正像这些景象被置于夕阳的打量之下。因此与其说诗人描述了这里的贫苦,不如说他描述了几乎接近“自然”状态的“朴素”生活,因为有许多人仍旧这样自然而然地生活着,每日谈论着他们的土地和老婆。这里的生活就像它的地名那么实在而质朴。但接着,诗人向我们透露了心迹:
      
       ——几株小白杨
       使滋泥泉子突然生动起来
       我是南方人,名叫沈苇
       在滋泥泉子,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这很好,这使我想起
       另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
       在滋泥泉子,我遵守法律
       抱着一种隐隐约约的疼痛
       礼貌地走在落日里
      
       随着小白杨使滋泥泉子突然生动,诗人也不禁要向这个地方诉说自己。这种坦白是出于明显的礼貌甚至是一种道德:不想仅仅充当局外人或一个观察者。仅仅充做一个匿名的观察者在某些意义上是非道德的,因此至少他也愿意成为别人观看和认知的对象。就像是回答毛驴的注视一样,诗人向这个叫做滋泥泉子的地方介绍自己。但他知道他的名字对滋泥泉子的人们不具有任何传记意义,他只是一个礼貌的过客。
      
       然而“这很好”,这是他的自由,由于滋泥泉子只是一个插曲,漫游的诗人还会有许多个插曲式的地方经验,而不会有故事,有细节而不是情节。这些游历之地不会变成故事的背景,而只是体现了某些“事物的秩序”。等待旅行者的是一些不同的地方,而不是旅行者和一个地方秩序之间的不同经验。旅行者的自由中当然包含了不受地方传统律法和当地生活习俗约束的特权,旅行者和他所到之地之间的关系是美学的而非伦理的,旅行者在进入一个地区时可以快乐地作为“体验的产品”暂时地“遵守”当地秩序和习俗而在离开时遗弃或者遗忘它。然而沈苇诗歌中的这些漫游经验中总是有一种比观光客的感受多出一些东西,并且在产生隐隐约约的持续疼痛。旅行者只需要遵守“事物的秩序”或地理空间的秩序,但沈苇却虔敬地说:
      
       在滋泥泉子,我遵守法律
       抱着一种隐隐约约的疼痛
       礼貌地走在落日里
      
       观光客通过把所到之地的生活看作一个传统的场景,一幕古老的戏剧场景,或者看成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或者视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生活传奇,惟独不会对他所看见的世界产生道德感受,他所支付的旅行费用也使他和当地人签署了一个契约,地方倾向于提供作为审美产品的“迷醉”经验,而不是关于一个地方的真实知识。旅行者所建立的是一种新兴的世界秩序,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审美化。旅行者不等他和地方之间产生道德问题就已经提前离开了。沈苇的诗无疑具有把所见世界美学化的特征,但在这些美学的距离中某些道德感受仍然在隐隐地刺痛隐秘而看似已经退场的道德意识。就像沈苇在这个时期的《旅途》中所表达的从美学经验向隐秘的道德感受的转化,这也是从迷醉向痛苦的转化:“当我向着塔克拉玛干沙漠靠近 / 感到自己正成为沙砾的一分子”迷醉经验与痛苦感受之间产生了沈苇诗歌的内在意义张力——
      
       这使我丧失骄傲和自信
       仿佛我是来清点各地渺茫的灵魂
       因为当旅人的双手随便伸进哪个角落
       都能抓出大把大把的苦难
       神说,这就是你们的土壤


发表评论

seccode

最新更新



View My St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