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苇曾经写到：在西域学习“福乐智慧”，并追寻“一个地区的灵魂”。而西域，对他来说，始终意味着一种“启示录式的风景”。在某种意义上，对诗人而言，地理学的因素已经超过了“遗传学的继承”。沈苇曾在诗中称骆驼是“行走的雅丹地貌”，他在《新疆词典》中说，“骆驼的体格特征与其说是遗传学的继承，还不如说是地理学的造就。它从对自然和沙漠的顺从中获取力量，找到抗衡与取胜的秘诀。”地貌的隐喻对诗人和他的诗而言具有同样的意义。随着年深月久的生活、旅行与写作，沈苇的诗日益显现出一个人和一个地区之间认同与抗拒的复杂关系。早期诗歌中那种意气风发对一个广大地区的自我巡礼式的声音越来越少，一种沉郁的话语从更深处呈现。观光者审美化的目光渐渐让位于居住者复杂的伦理感受。
在沈苇的诗作中可以感受到一种矛盾，和一种痛苦的分裂。正是这分裂创造了自我的一种起源：他长期生活的地方正在改变自我的边界，改变他原先的某种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这种分裂既属于诗人的个人经验，其中也无可置疑地汇聚着某种民族性的历史经验。沈苇的诗持续地探讨了地理空间对于定义自我的作用。《克制的，不克制的》叙述了个人生活史中的这种内在变化，表达了地方对主体的建构力量。
在沉寂和安详中度过一些时日之后
在游历了沙漠并拥有一张沙漠的床榻之后——
你是一座干燥的四面漏风的葡萄晾房
而心依然挂在体外，任凭风吹日晒
像一件苦行僧的袈裟，破烂不堪
会的，会有一件新的袈裟，一颗新的心
这是你向尘世最后的乞讨
这是时光屈辱的奖赏
他没有料到移居他乡会有这么深刻的后果，他似乎没有想到在中亚的长时期定居与游历会使他拥有一颗“新的心”，外部景观移往内心，并成为自我的某种日常品质。一个新的地域携带着它全部的力量正在成为他新的自我的要素。对诗人而言，西域的事物开始显现出它的传记内涵。地方并不决定具体的主体经验，但它提供一种经验环境，甚至提供一种经验的地方性。诗人意识到新的自我具有西域的地方特性，但这个自我也具有最不坚固耐久的外形：“一座干燥的四面漏风的葡萄晾房”，关于自我的这种临时性、功能性建筑的隐喻使它失去了任何本质性和永久性的含义。并且诗人意识到心、一种内在性与这个外形的特殊关系。这是自我距离化的表达，也是产生新的自我认同的过程。
对这个状况，为什么沈苇又说是他向尘世“最后的乞讨”，“时光屈辱的奖赏”？从企求的意义上说，一个人被一种新经验所改变、所扩展，是存在的增加；然而从屈从于某种力量的意义上看，这是一个人的自我属性和文化属性的改变。一个旅行者可以短暂地进入一个陌生的空间，他能够欣赏那些异己的事物与历史，但他仍然在内心携带着他自我的同一性，携带着他自身的自传式的历史与文化属性。然而长期的移居生活会使他同时属于两种历史，两种地域空间及其文化。移民或者移居他乡提供了生活在两种忠诚里的可能，提供了属于两种历史的机会。这可能是一种既愉快又不那么愉快的处境。因为对每一个社群、每一个历史，他都具有异己的因素。对于已往的历史文化，离乡的人是一个背叛，虽然记忆给了他更多表示热爱与忏悔的热情；对于已经置身其中的历史文化，移民似乎是一个不合法的继承者。虽然在今天的意义上，西域并不是过去意义的移民，并不需要改变母语和民族的日常属性，但民族杂居和地理环境的变化仍然带来话语和习俗的某些改变，尤其是对他者的认知，会使自我认同成为一个新问题。这样的生活是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方式。它既是被寻求的，又是被迫承受的。诗人接着说：
你感到存在一个可能的边境
一座中国的长城，一堵耶路撒冷的哭墙
长城与哭墙是某种地域和民族性的“边境”，也是某种民族区分的标记，它的存在至少证明民族区分的存在。民族区分和特性的认知，是个人的民族身份的保护和屏障，但也可能是自我监禁的另外一种形式，是痛苦和悲剧的起源。生存的悲哀与痛苦具有它多变的面孔。“人起源于一种疏远的环境，他创造地方来为他提供根基，所以一个景观就是一部那种创造的传记……有些景观是个别的，是他们的创造者的传记；但是也有一些景观是普遍的，反映着共同形势中人类群体的经验”。（5）长城与哭墙是人类地理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区分标志，它们是庇护也是隔离的标志。这些墙还提醒着如同它的物质形式一样稳固的群体认同。
长城与哭墙或者其他形式的“墙”与边界，涉及到人在空间上的自我定义，涉及人与环境的关系，也涉及在特定的经验环境中人与人、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关系。这些地理景观具有结构上的持久性，它能够给予居住在它的庇护之内的人们提供一种植根于某个地方的存在感，这些人文地理景观给一个地方的人们提供关于过去的历史记忆的符号和叙述，这样的陈述促进了个人对地方的认同感，和某个群体的集体意向。人类经验和人对世界的感知无疑受到这种认同感的影响，地方在群体行为和个人行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这是社会地理学的主题之一：这里的我们和那里的他们常常是以地域来划界的。人们采用“空间速记”的方法来总结其他群体的特征，根据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对“他们”进行定义，又根据“他们”，对其所居住的地方进行定义。对其他群体的定义总是与空间关系和地区依附的思想相连。诗人提供了与此有差别的看法，地方对人具有建构作用，但自我既不是封闭的主体也不是地域的从属体，自我意识到的经验过程参与了这种建构。人的地方性意识和属性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庇护性的身份，但对诗人所描述的自我来说，这种身份，如同其地方意义和特性一样是生成性的而非本质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