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苇的诗篇中，地理特性和自我特性似乎是一个相互发现的过程。无法完全区分悲哀、孤寂是诗人的情绪，还是西域自身的空旷、寒冷的地理特征就具有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属性。同样，对这些存在主义式感受的嘲讽与安慰似乎也具有内在自我与西域世界的双重起源。《雪后》也是这一主题的优秀诗作，它所描述的既是日常经验世界，又是风格化的自然。它体现了诗人与环境的对视与对话，把话语建构在自然世界自身的潜在力量和非训诫性的道德寓意之上：
一切都静寂了
原野闪闪发光，仿佛是对流逝的原谅
一匹白马陷在积雪中
它有梦的造型和水晶的透明
时光的一次停顿。多么洁白的大地的裹尸布！
只有鸟儿铅弹一样嗖嗖地飞
死也是安宁的，只有歌声贴着大地
在低声赞美一位死去的好农夫
原野闪闪发光。在眩晕和颤栗中
一株白桦树正用人的目光向我凝望
在它开口之前，在它交出提体内的余温之前
泪水突然溢满了我的双眼
在这些诗篇中可以看到，沈苇的“显现的诗学”不同于传统诗歌的对自然瞬间的描写，也不是纯粹主体意义上的抒情，他的话语既是对日常经验世界的描写，又是风格化的产物：“它有梦的造型和水晶的透明”。在这里，风格意味着某种简洁化的力量，在没有成为程式化的表达之前，它是任何观察中都渴望具有的能力。沈苇所描述的“正午”也具有梦的造型。《正午的忧伤》写到：
正午取消了谜团似的纠缠的曲线
事物与事物的婚姻只以直线相连
因此万物看上去单纯、简洁而深邃
在山顶，谦卑将你放入一个深渊
在山顶，如在一个阿拉伯式的穹顶
在经历了一千零一夜之后，上帝离你并不遥远
但稍等片刻，随着太阳西移
一切都将倾斜：光线，山坡，植物，人影
从明朗事物中释放出的阴影，奔跑着，
像一场不可治愈的疾病……
“正午”是西域地理上的一种特性，西域似乎拥有永恒的正午。“正午”也是沈苇的一个个人词汇，是一个充满秘密的隐喻，正午是时间的分界线也是时间的融合点。他在《新疆词典》中说，“正午的伟大在于取消了生与死的界限，将它们重新纳入一个整体——一个高高隆起的拱顶结合了生与死，阴与阳两座山坡”，就像吐鲁番在地貌特性上把生和死组织在一起一样。
双重性的认识不仅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上，也体现在诗人自我认识的双重性之中。尽管诗人在沙漠的感悟中早已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但他仍然是这个地域的一个出色的表达者。被诅咒的沙漠或者甚至是沙漠的诅咒也仍然具有多重寓意，《多棱镜中的时间》最后一节再次把沙漠置于它的宗教语境之中：“沙漠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心灵 / 人的心灵还配不上它的荒凉”。虽然沙漠在地理、心理的意义上是地狱图景，但正如沈苇注意到的，一神教却都脱胎于沙漠的背景。沙漠是一个地理观念，又是一个精神上的喻体。对自然来说是荒漠，对宗教来说是沃土。它的宗教功能在于它所激起的恐惧之情，同时也唤醒一种“抒情信仰”。沈苇注意到这片经典的土地所具备的特征，在这片土地上所产生的是抒情信仰，而非叙事信仰。在某种基本的意义上，信仰总是抒情的，而叙事总会产生对信仰的怀疑。应该说，圣经是叙事信仰，它是一种神圣叙事，或神话叙述，而沙漠和荒野中的信仰形式是抒情的：沙漠和荒野显现了从创世到启示的景象。荒野几乎没有可以看得见的尘世文明的痕迹，但却几乎是宗教背景的赤裸裸的显现。
荒凉是沙漠里的一头怪物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见到的是同样的景象
它匍匐着爬行
一边发出人的尖叫和呻吟
沈苇在《新疆词典》中有一首献给“荒野”的颂歌，他在其中写到：“荒野是诸神留在大地上的炼狱。它提供了一种灵魂炼金术，一个圣经式的背景。其地理学和生物学特征直指精神内涵的裸呈……荒野是一个隐喻，一种尘世与幻影结合的真实，”在沈苇的诗篇中，许多描述性的词语同时具备隐喻特征：沙漠、荒野、村庄，乃至天空、正午和瞬间呈现出来的世界，它们在诗歌的观察中是“尘世与幻影”的一次结合，也是一次显现。“荒野是《圣经》和《古兰经》的摇床。它以苦旱、贫瘠浸润人类的语言”，“人类驶向荒原是驶向一种抒情信仰。异质化的荒野上，叙事资源几乎等于零，而大抒情的自由在这里找到了一处生存的息壤。”
现代世界通过一切技术手段在取消任何地理上的更高与更远。距离的消失是现代社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一般的文化象征意义上，“更高”和“更远”也在被取消。除了权力与财富的渴望之外，除了它们所造成的新的象征距离，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都在失去更高与更远：我们似乎不再拥有诸如对人格、道德经验做出判断、区分等级差别的尺度。自由、民主与平等在没有获得它们的政治与经济充分内涵的时候，已经造成了经验的无差别性、自我的普遍的同质性。然而诗歌的抒情信仰的一个理想仍然是反对精神上的均质化，它重新确定某种“更高”与“更远”，确立某种距离与秩序。“自我的距离化”一直就是一个人更高和更远的理想状态。在思想层面上，人文主义的精神成就不会永远停留在社会生活中自我利益的关切这个单一的水平目标上。它总是鼓励一个人这样发展出与自我的新型关系，正如卡尔·曼海姆所说，有教养的生存还有它的另一面：以有机的形式达到生存视野的扩大，和“自我距离化”。
无论是何种意义上，西域都是一个“更高”和“更远”的世界。无论作为圣经式的背景还是大地上的炼狱，西域的历史地理景观都持续激发了诗人独特的诗学视阈。沈苇的诗提供了对生存其中的世界、对自我的边界更为宽广的视野，并且在这个的地理学想象中，描述了由于自我的分解所产生的自我距离化。它不仅显现了地方对自我意识的建构作用，也同时展示了主体对地方的阐释。在《新疆词典》中沈苇说：“我将写作比作织毯师的工作，需要将一生时光搓成经线和纬线，耐心又细心地编织才行。我梦想自己能写出一本书，拥有地毯华丽缜密的风格，一种迷人的纠缠。当然，我更渴望像阿拉丁一样拥有一块阿拉伯飞毯，轻盈地飞过人间的一千零一夜。”我们已经能够在沈苇的诗篇中看到这种地方与主体、自我与他者、迷醉与痛苦之间“迷人的纠缠”，它的深度、复杂性以及轻盈飞翔的力量，也许它最终是为了能够把痛苦转换为迷醉。
不能把沈苇视为一个地域性的诗人，但他确实是一个具有地域色彩的诗人，他的作品也不能缩小为边塞诗或新边塞诗，尽管边塞诗有着辉煌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恰恰就在沈苇居住的地域背景中形成。就是这个地域为形成于盛唐的边塞诗提供了语言、修辞、风格与主题。但他的诗超越了“边塞诗”这种类型化的风格、主题与经验范围。就像生活在西部的昌耀一样，尽管他的诗作中具有明显的地方性事物，甚至是他的自传性经验也无可避免地打上了地方和空间的烙印，他也不能被视为类型的诗人，不能把他“缩小”。一些不那么重要的诗人可能会借助类型化而放大其重要性，但重要的诗人却会因为归类和类型化而妨碍我们对他的深入理解。如果一个诗人把自己生活的地域作为自足的经验世界，或者被地方性的趣味所满足，显然他就会对时代更加抽象化因而也就是更广阔范围内的事态缺乏回应。然而沈苇所做的是把自我的经验世界视为一种隐喻，视为观照世界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模式，直观经验在其中得到了修辞转换。昌耀的历史性维度把他的空间与地方转换为时空，他的历史性维度转化了空间化的事物。沈苇也是如此，他的个人经验深度与范围，使他把边塞和地方性转化为与个人体验和时代的基本问题相关的诗学主题。
（选自耿占春著《失去象征的世界》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部分内容载《读书》2007年第5期）
（1）文中所引用沈苇诗歌均见沈苇《我的尘土 我的坦途》，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2） 卡尔·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集》，第255页，艾彦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3） 沈苇《新疆词典》，第263，26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以下引用此书一般只注明篇目。
（4）沈苇《新疆词典》，第15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5）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第119页，蔡运龙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
（6）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第279页，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7）人邻：“啜饮与造就——读沈苇诗集《我的尘土 我的坦途》”（打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