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吧，坍塌吧，墙——
泪水浮起石头、砖块，像浮起轻盈的羽毛
人的痛苦是沉重的，诗人说“泪水浮起石头”。而隔离的砖石轻如鸿毛。因此诗人是矛盾的，他感受到“一个可能的边境也可能是不存在的”。在诗人的修辞中，人的痛苦和泪水就像夜是没有边界的。夜的蔓延没有被区分所阻挡，夜晚的蔓延等同于“液体”的流动，它们无视边界，就像人类眼泪的语言我们都能够读懂，超越了不同的语法界线：可能的边界也可能是虚构的，而痛苦却是真实的。比起隔离、界定的墙，泪水更沉重，更是一种力量与勇气。在这个意义上，沈苇的诗歌地理学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地理学，他力图利用存在主义方法来重建社会群体和个人空间传记，力图以人是景观的创造者而不是从属者、是它的探索者而不是征服者的地位，来改变历史景观。
像夜，漫无边际地荡漾开去
夜是液体的，在头盖骨的酒杯中晃动
闪烁着往昔岁月幽微的磷光
尽管灵魂修修补补，但足以自成一个国度
诗人对这样的理性认识并不是总是那么乐观，尽管“液体”的象征和眼泪的语言超越了“墙”的限制，“尽管灵魂修修补补，但足以自成一个国度”，尽管民族及其历史的羊皮纸被文明与暴力擦来涂去，反复修改，它仍然是人们忠诚的对象，它似乎仍然要求源源不断的祭品。
你体内的蛮族在睡梦中醒着
擦着弓箭，试探着陌生的寒冷的疆土
呼啸的马头像一把斧子
将你一劈为二：克制的，不克制的
自我与他者的两极对立被转化为自我内部的他者这样一种矛盾体。在沈苇这里，不是一个地方生成一个具有地方性意义及其属性的一个统一的自我，而是在一种日益分裂的空间中所生成的多重主观性。这样的体验里既有自我的地方性也有自我的无地方性，他的自我意识是理解而不是规训，是在地方体验中对自我的观察，而非地方归属的寻求，他注意的是自我的动机与意义感，而不是排他性的自我本质化。对于这样的他者，“墙”是不存在的，边界是虚构的。诗人意识到“可能的边境”的存在——它是自我的边界，或自我的族群特性的边界——也意识到它的不可能性或虚构特性，对于自我内部的他者来说，墙没有泪水更真实。但诗人仍然意识到他自身内部的他者的另一属性：身体内的“蛮族”在睡梦中醒着，与这个蛮族相对的是战争和国家意象，是蛮勇之士或者是英雄的弓箭、马与陌生的疆土等意象。只是蛮族的勇士也被可能的边境与边境的不可能、被双重忠诚、两种历史属性“一劈为二：克制的，不克制的”。在诗人的笔下，诞生了另一种对抗：克制的民族主义对不克制的民族主义，克制的英雄对不克制的蛮族勇士。内部的冲突与自我的分裂意识，可能导致自我与他者区分的相对性，以及在外部世界与他者冲突的非本质化。对诗人来说，这些认识不是政治也不是哲学，而是自传。
正像他物构成了内在的自我感知，自我内部的他者这个主题也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沈苇的诗篇中，他有时征引自我的内部经验，有时援引地域性的历史经验来表达这个基本主题。他的《石头上的塞种人》一诗表达了在历史过程中人种边界的消失、模糊或融合的事实：“塞种人将自己的形象保留在石头上……/三千年后，他们的形象变成一张张异族人的 / 面孔……”，人们今天的想象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似乎无力抵达这个古老的事实：他们已经是他们自己的他者，正像历史在自然史的力量之下变成了带有历史印记的废墟，民族的“自然特性”早已在人类历史过程中改变了其自然面貌。传记性的自我中具有他者的面容。纯粹本质主义的、单一起源论或本源论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幻想。区分使自我、民族的连续性消失在彼此隔离的状态之中，而起源神话、本质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它们的政治仪式、尤其是其战争仪式，又使这种区分神秘化和神圣化了。而诗人在《大融合》和描写在西域行医的瑞典女传教士的诗篇中则致力于在被区分的信仰中寻求“一位综合的上帝”，它也是一位更宽容与仁慈的上帝。这同时也意味着在区分为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中寻求某种同源性和连续性。
对沈苇来说，寻求融合的愿望是对自我自身的分裂、自我内部的区分所驱动的，内在体验中自我内部的他者的身份，犹如他被迫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本地人”中的“外人”。一般而言，自我与他者，本地人与外人，都是地理环境所生产的历史产品。外人与本地人，自我与他者，是地理性质的观察所提供的“地理知识”。而把自我与他者、本地人与外人区分出来、甚至彼此在地域上隔离起来，至今仍然是许多人所幻想的具有安全感的“地理理想”。但诗人宣布说《有时我觉得》：“自己是古代阿拉伯人中的一员 / 迷恋骏马、刀剑和古兰经……”，“有时我觉得自己分裂成许多个人”，“我是我，也是他们。到处都是人的生活，到处都是可以筑居的地方”。这种自我认知已经越过了通常的自我边界，越过了对自我身份狭隘的种族区分与地方定义。自我内部的他者不仅是一种冥思性的存在，它意味着一种诗性的智慧，一种对偶然性的认识，不把自我的偶然性和境遇化的生存神圣化的谦卑。与此同时，它同样也是对直接环境以外的事物保持善意与兴趣的德行。对自我内部的他者的认识，或自我的分裂也造成了自我距离化，即一种对既定现实的疏离，对自我与这种既定现实之间单一关系的抛弃，和对自我与更广阔的生存世界之间某种隐秘联系、隐秘责任的意识。沈苇的诗在时间、种族和地域上都建立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虚幻的本体世界，而是在现实经验中所发现的多元的世界模式，和因偶然性而获得的自由的自我模式。也许，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最具有意义、也最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是持续的成为另一个人的可能性。
因此，诗人再次感到：《墙是不存在的》：“他的激情缘于血液中不灭的火种 / 而家园，只是外在多变的显现”，一方面是自我与地域之间的建构关系，另一方面是自我的分裂与多变的家园（地域）之间的对应。一方面诗人意识到地域的塑型力量，一方面诗人又力图在自我的边界上拆除“墙”——分隔与区分的壁垒。“现在，他的心房的另一侧又长出了一颗心”显示了诗人双重性的忠诚（这种双重性忠诚也意味着“嘲讽”、“质疑”和“背叛”），《墙是不存在的》结语似乎是一句引语——引语在沈苇的诗中似乎更多地是为了强调自我的另一个声音，或为着增加自我对话性，它回应着这首诗的前面所出现的另外一句引语：“年轻时以沙漠为情人，老了要以大海为新娘”——
“你左边的心只为一个人珍藏，
右边的心要献给更广大的世界……”
创造家或故乡的感觉在沈苇写作中并不是一个纯地理的建构，如同简单的“绿洲浪漫主义”已经过时，“家”的浪漫主义也是一个过时的趣味。“家”不仅是人可以依附、安全，同时也是一个人要受到某些习俗限制的地方。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总是借助地理范畴（它总是包含着地方传统、习俗和意识形态因素）来发挥其对人潜在性的影响。作为人的经验世界的地理环境，被人类的创造与感知活动赋予了各种形态和象征含义，大地的表面成为人类的塑造物，折射着文化习俗和个人的想象，体现着某种聚合性和区分标记，并且被时代相传。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沈苇的诗歌地理学介入这一历史过程，并与之形成批评性关系。沈苇的诗作既不会为流浪欢呼，也不是为回归吟诵。他的诗歌地理学所探索的既不是流浪者轻轻穿过的别人的世界，也不是寻求自我永久的家乡。
5
地域给予诗人的教诲是复杂的，地域是自由和限制，是想象力的产物也是近乎命运的事物，《沙漠，一个感悟》就是这样一幅图景的复杂性的显现：
沙漠像海：一个升起的屋顶
塞人、蒙古人、突厥人、吐火罗人
曾站在那里，眺望天空
如今它是一个文明的大墓地
在地底，枯骨与枯骨相互纠缠着
当他们需要亲吻时
必须吹去不存在的嘴唇上的沙子
风沙一如从前，吞噬着城镇、村庄
但天空依然蓝得深不可测
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
想象性的事物突然变成一种无法逃脱的命运，浪漫主义的想象在瞬间会变为一种诅咒。迷醉再次转化为痛苦。这可能就是诗人在一瞬间所感悟到的，以西域居民身份来看，沙漠没有任何浪漫主义的气息，它是严酷的现实，这使他觉悟到“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因为地域贩子的想象力与这种严酷性相去甚远。沈苇对地域性的关注恰恰在于他不是一个“地域性的二道贩子”，他不是地域标志、风物与习俗的贩卖者。他对地方的关注一方面是由于诗人对经验所产生的表象环境与行为环境的关切，这是一个诗人十分关切的经验环境；另一方面才是沈苇对他所生活其中的地方在对居住在那里的个人和群体定义方面的关切。因此诗人不是把地域作为一种抽象的类型来看待，而是把它视为一个人必须接受的具体生存条件。地域性并没有掩去诗人对个人及其经验独特性的注视。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地理环境帮助诗人更深入地认知个人经验及其特性。沈苇是一个对生存有着复杂体验的人，而不是抽象地描述一个类型化的地域风物的诗人。西域或者边塞的雪、旷野、寒冷、孤寂，不是作为风景或地域特性被单独描写，而是成为生命的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常态。西域的地貌不是地理学标志或符号，而是经验具体形态的显现。在个人体验的叙述中有时诗人表现得相当地激烈，《眺望》几乎是一种主体的宣泄：“我扶着闪电的栏杆 / 苍生啊，在我躯体的辽阔国土上 / 众多嘴巴发出咆哮和呻吟 / 出来吧，卡在喉咙里的雷声……”即使在如此个人化和主观性的感受中，也仍然能够听到西域的地貌及其呼啸声。在沈苇的诗歌修辞学中，自我就是一个国度，个人就是一个“灵魂的自治区”。对西域和中亚地理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有着地缘性的自我的描写，而他对自我的描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为对地理经验的一种传达，似乎是西域或中亚在诗人的话语中表达它的历史与人文特性的声音。
在《狭窄的人生，辽阔的悲哀》一诗可以让我们去体味地理空间对诗人所具有另外的意义，狭隘与辽阔既是一种地理属性，又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特性：
群山扑进窗户，像一盆墨汁猛地泼了过来
提醒他与世界缔结着古老的婚姻
无论事物的自然秩序还是“墨汁”这个与契约的书写有关的修辞幻象，都暗示了人与世界的令人厌倦的古老因缘。《冬日》写到雪原上“闪闪发光的忧伤”，诗人坦言，“我不写作，只想着酗酒，发疯，寻欢作乐 / 脑海里的苍白，对应季节渐渐扩大的荒芜……坐在深夜的床上，沉思虚无、荒谬”，这些个人感受的叙述具有和西域地理特征和季节特征的隐秘对应，我们似乎能够找到自我的内在经验、甚至自我内在的“醉鬼”在地域特性中的“存在主义式的”起源，诗人人邻曾经这样具有洞见地评论沈苇的醉酒：“沈苇所在的地方是一群人涌进一家小酒馆，不把所有的酒都喝光了不会出来的地方。那样的酒，既是为了欢乐，也是为了忧伤。这里的人似乎才是那样的人，为了毫不足道的事情就可以去死，但是也可以为一个高尚的目标而屈辱地活着。”（7）这样的生活具有某些贵族气质，它是古代社会一种生活风范，西域社会是最具有这种遗风的地方。无论是为区区小事从容赴死还是为高贵的理念屈尊苟活，都与功利主义的平庸无缘。当沈苇诗中出现这些醉鬼的痛苦时，仿佛诗人并不是这些感受的唯一主体或承载者——
淤积皮肤中的黑暗再也无法洗净
身体打开了缺口，如同山谷中
风的哭嚎纠缠一堆古怪的乱石
我整理不出自己的头绪和未来
今夜，我的大地是一张狭窄的床
被悲哀笼罩，正驶向荒原深处雪的葬礼
这些描述是孤独的自我经验，但也透露出西域的风蚀地貌的某些特征：“身体打开了缺口，如同山谷中/风的哭嚎纠缠一堆古怪的乱石”，这些叙述犹如对乌尔禾“魔鬼城”的真切描述，外部世界成为主体自我表达的修辞模式。《夜。孤寂》把孤寂视为生命的常态，甚至视为世界的基本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孤寂也是西域地理学的人文特性之一。诗人在话语间充满了自我安慰和自我嘲讽，或者是把嘲讽变成唯一的安慰，这些嘲讽和安慰事实上却是来自对更寥廓空间的意识：
走在深夜的街上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生命就是孤寂。
爱是孤寂，愤怒和悲伤也是孤寂……”
夜也是孤寂——工作着的孤寂
夜只是呈现，放弃了徒劳的表达
用嘲讽的嘴和星光的牙
囫囵吞下我
一个叫嚷着孤寂的可怜虫
——夜在今夜吞下半个地球的可怜虫
沈苇是一个具有深刻的生存之悲哀感的人，这正是他的诗值得我们信赖的根源。对诗人来说，生存环境提供了显现悲哀与孤寂的感受，生存环境显现了它，但仍然是生存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又安慰了它。如果关于孤寂的感叹是主体的声音，随之而来的嘲讽就已经是来自夜的嘴和“星光的牙”，嘲讽或者安慰来自于更加寂寥的自然空间。“夜只是呈现，放弃了徒劳的表达”，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沈苇诗中的西域地理：它就是显现，一切的呈现。并且把人的一切问题显现在这一环境之中。自我或人的问题在这一天平上或许失去分量，或许转向存在的另一侧。沈苇在他的诗篇中建构了一种去中心化的自我或者非中心的主体。在《博格达峰》一诗里，它以一种非人类中心的思维、以博格达峰为思维主体，显现了大自然对人类谬误的忍耐、克制和宽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诗人表达了对人自身弱点的嘲讽和谅解。而诗人在替人类请求谅解并且承担着自我批评的职责。《林中》以更静观的方式再现了这一主题：
落叶铺了一地
几声鸟鸣挂在树梢
一匹马站在阴影里，四蹄深陷寂静
而血管里仍是火在奔跑
风的斧子变得锋利，猛地砍过来
一棵树的颤栗迅速传染整片林子
光线在悄悄移走，熄灭一地金黄
接着又关闭天空的蓝
大地无言，雪就要落下来。此时此刻
没有一种悲伤配得上万物的克制与忍耐
《林中》如同一幅风格化的静物画，然而显示着世界暗中的生机，这生机不是勃发而是内敛的，它所用的动词也是内敛而简洁的：“几声鸟鸣挂在树梢”，马的“四蹄深陷寂静”，以及“熄灭”、“关闭”、“砍”、“落”等等显示着大自然克制与忍耐的力量，诗本身的修辞也显示着这种内聚与克制。它是沈苇诗学精髓的一次接近完美的展现。诗人不再像前面的几首诗中那样倾诉自己，在世界自身显现时，诗人在替一个自然世界自身立言。西域地貌与季节上的这些隐忍特性几乎具有了道德的寓意。然而这道德寓意仍然是启示而非训诫性的。如同天地四时所施与的一种无言之教，诗人身领神受。《三个捡垃圾的女人》这样一幕人间短剧所具有的意义不也亚于自然的教诲：黎明前的妇联大院里，外地口音的捡垃圾者，年长的女人拣到了一枚漂亮的发卡，把它别在年龄最小的一个（女人-女孩）头上。她们是这片土地上的温暖人心的片刻风景。
